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其高效运行关乎公司的良好治理和发展,而这就要求董事需要勤勉尽职,在充分行使公司法赋予的权利的同时,还要遵守信义义务。也因此,解任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敦促董事更好地履行职责。公司董事的无因解任制度是公司治理理论的重要内容,是股东（大）会权力和董事会权力博弈的结果,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对公司意思自治的尊重。因此,董事无因解任制度的设计和实施要以维护公司利益、保障各主体权益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为目标,才能实现最终的立法目的。公司董事无因解任制度的法理基础来源于民法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公司与董事作为委托合同关系中的委托人和受托人,合同双方均有任意解除权。公司与董事二者之间既存在基于商事法律规范所产生的公司对董事的职务任命关系,也存在基于民事法律规范所产生的合同聘任法律关系。对于董事与公司之间关系的确定,采取行为法与组织法相结合的理论基础,能够更好地平衡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从而协调双方在无因解任制度中的利益冲突。同时,法律规定董事无因解任的同时,公司应当补偿董事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该制度一方面要考量对公司自治的尊重,另一方面还要维护董事和公司两个主体的利益。2005年以前,公司董事的有因解任作为我国主流观点且被立法所确认,主要基于我国公司参照我国政治权力机关的架构,且公司法系适应国企改革浪潮的时代背景。2005年,基于司法裁判的经验累积和理论界对董事解任制度的理论探讨,我国公司立法删除了有因解任规则,但是,对无因解任依然保持沉默。直至2019年,公司法的司法解释确认了无因解任规则。但是,我国公司董事无因解任制度依然存在不足:第一,法律没有明确不同类型董事在解除制度上的差异性;第二,在解任程序上,对股东行使董事职务解除表决权的规定过于简单,适用过程存在困境;第三,在董事职务被无理由解任后,其申辩权缺乏必要的保障;第四,对于如何向被解除职务的董事进行补偿没有具体规定,相关制度缺乏可操作性。适逢《公司法》修改的关键契机,为了让公司董事无因解任制度真正地发挥应有的实效,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制度进行完善。首先,对不同类型董事职务解除的公司决议程序进行类型化处理,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决议过程可以适用累积投票制,同时将无因解任独立董事纳入股东会特别多数决议的范畴。其次,在股东表决权行使方面,不仅要符合公司决议的形式要件,在此基础上还要制定相关决议细则,加强监督。再次,建构无因解任董事申辩的正当程序制度,畅通司法救济途径,并对独立董事的申辩权给予特别保护。最后,明确经济补偿权行使的条件、范围和司法救济途径,完善补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