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西方的合作主义通过归国的留学生和社会主义学者传入中国，合作主义宣传者认为，合作社是有益于穷人的经济组织，中国应该实行。随着中国社会各阶层关注农村问题的日益普遍化，合作主义的宣传者们逐渐把关注的重心从城市转向广大的农村。在探索西方合作主义与中国农村社会结合点的过程中，农村信用合作社受到了很大的关注。许多学者认为，信用合作社是中国农村社会根本改变的第一步，由国家举办信用合作社、发展农村合作运动是改造中国的惟一路径。正是在探索西方合作主义与中国农村社会结合点的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早期合作主义者不再像西方那样把城市消费合作社作为关注的焦点，而把中国农村社会作为思考的中心，逐渐实现了西方合作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这为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农村合作运动奠定了较为深厚的理论基础。 华洋义赈会组织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迅速发展,使政府及关注农村的团体纷纷到农村举办农村合作社,从而形成了民国时期的农村合作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在合作人才、理论技术方面为以后的合作运动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促使现代金融机构向农村延伸，对农村的复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十年代初期，由于天灾人祸等因素的影响，农村中传统的借贷关系日益萎缩。典当业等传统的农村借贷关系日益衰弱，贫困的农民告贷无门。国民政府制定并实施了许多现代化的政策，推动了乡村农业的发展。国民政府的农村政策包含了极为广泛的内容，有农村社会发展政策、土地政策、农产品贸易政策、农村税收政策、农技推广政策、农村教育与科研政策等等，其中农村合作运动是其农村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要内容，有力的推动了乡村借贷关系的变动，国民政府新式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得以尝试与构建。 以信用合作社为中心的农村现代金融体系是农业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合作运动是国家以信贷经济手段发展农业的尝试，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有现代色彩的农村政策。信用合作社借贷是中国农村借贷关系转型的重要标志，它提供了中国农村借贷的历史上所不曾有过的东西，冲击了高利贷在中国乡村借贷关系中的霸主地位，打破了高利贷一统乡村借贷天下的格局，是中国乡村借贷历史上的重大进步。在信用合作社借贷比较集中的地区，信用合作社促进了乡村金融的流通，冲击了高利贷的剥削，有效地控制了农村借贷的利率，对于救济贫苦的农民，刺激生产经营，增加农民收入，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合作运动体现了国民党政府试图改变农村现状的努力,企图以此方法稳定国家政治经济局势,挽救农村危机,建设新农村的愿望。国民党政府企图利用信用合作社之直接救济功能,既能克服资金短缺困难,又能够使农民获得资金,尽快地化解农业危机。然而，乡村社会的改造是一个复杂而又艰巨的系统的过程,它要求政府对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土地制度、生活方式、经济结构、社会教育及各利益团体间的协调等方面做出努力,而国民政府在这几个方面明显做得不足,特别是在整个基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未做根本变革之前,合作社也就不可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组织化效能,更不可能真正达到所谓“救济农民,复兴农村”的目的。作为国民政府拯救农村的一剂药方——农村信用合作社，疗效还是有限的，远远不足以发展农村经济以改善农民的生产条件，更不可能挽救中国农村的没落，以实现自救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