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辞令”,是指经过修饰和斟酌的言辞,一般用于应对往来使者或议论政事,它广泛地运用于各种领域。《左传》中的辞令极富特色,多年来,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左传》中的辞令,主要是外交辞令,即说话者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而与对方进行辩解、商议、应酬、感谢、责备等的言辞。辞令主体以行人外交家为主,但也有临时发挥作用的商人,平民等;另外,还有一些言辞,并非发生在外交场合,只是一些非正式的类似日常的交流,但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语言,使听话者理解得更加深刻,或者听出了话语的言外之意,我们也把它算作辞令。丰富的辞令是当时诸侯国交往密切,外交活动频繁的直接结果。正文部分第一章先从形式上对《左传》的辞令进行了分类:辞令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类,因为它发生的主体是不同的,上下等级之间由于各自的地位和目的不同,说出的辞令风格当然也就大不相同;辞令发生的场合也不相同,在宴享朝聘的场合,觥筹交错之中,人们常赋诗相对,温文尔雅又含蓄委婉,在战争等急迫的情势之下,辞令则一般短小,简明;辞令之所以达到了一种文采斐然、典雅艳丽的效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比如对偶的运用可以增强节奏感和音乐美,运用排比和反问可以达到一种加强语势的效果等等。第二章谈的是辞令展开的叙事视角。本章里我们拟用乌斯宾斯基的视角理论来探讨《左传》辞令赖以展开的叙述视角问题。《左传》辞令中,绝大多数都是男性的声音,女性人物的叙述声音是十分微弱的,话语的方式还多以劝谏、议论、申诉等形式来展开。接下来谈的是《左传》辞令展开的时间视角。《左传》是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实录历史的性质决定了它的主要叙述方式应该为顺叙,在顺叙的过程中,又常常打破时间的限制,采用倒叙、预叙等形式,空间层面的视角引用热奈特关于视角类型的一个经典概念:“聚焦”,《左传》中的叙述者是以非聚焦为主,内聚焦和外聚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叙述的。心理层面的视角在《左传》中首先体现为作者对笔下的人物倾注了丰富的思想感情,或爱或憎,或褒或贬。另外,《左传》当中普遍存在二元对立模式。其德义视角体现了作者的价值倾向。第三章从符号学角度来谈《左传》的辞令问题。首先谈的是象征系统。《左传》中引用了多处《周易》中的例子,《周易》中的一个基本范畴就是“象”,它指的是客观存在的事物,也指卦象,古人从客观事物中抽象出各种卦象,又以卦象来象征各种人间祸福和宇宙变迁。《左传》象征系统的另一个系列就是各种礼仪。礼仪是礼的外在表现形式,即符号形体(索绪尔所说的能指),但是由它可以透露出礼的实质内容。《左传》象征系统的另一个重要组成即书中的各种理念,如德、信、忠、敬等等,还包括许多先秦典籍中都存在的“正名”思想。接下来谈隐喻。隐喻和转喻是符号学中重要的概念,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也在不断发现语言中存在的隐喻和转喻现象,《左传》中就有很多这类现象,本文想谈的是其在辞令中委婉语方面的表现。然后谈引用问题。《左传》中辞令的形式丰富多样,极富特色,其中引用是一种典型的形式。主要谈引《诗》、引《易》和引谣谚的问题。第四章要说的是《左传》辞令中赋诗与礼的关系和辞令的价值取向。赋诗是《左传》辞令中一种独特的形式。这种辞令形式在外交中不仅能委婉含蓄地表达意思、解决矛盾,同时还能体现出个人的学识修养,赋诗的产生、发展以及最后的消亡都与礼有着密切的关系。《左传》辞令体现出一种惩恶扬善的价值取向。第五章讨论的是《左传》辞令中崇礼的风尚。作为中国古代一部著名的文史著作,《左传》毫无疑问会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书中的辞令,可以说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全书中礼一直作为评价人和事件的标准。行人们对礼的运用,使辞令表现出典雅、含蓄的特点。另外,礼的约束作用也使辞令具有某些固定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