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金融业发展的广度与深度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投资者成熟度的制约,理性的投资者群体是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在传统金融理论的假定中,理性的投资者以期望效用最大化为决策目标,并按照贝叶斯法则更新信念;而在现实金融市场中,投资者的决策行为与理论模型预测的结果之间往往存在偏差。以心理学和认知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为依据,行为金融学证实了经济个体无法完全按照理性要求进行决策,表现出背离理性的金融行为。构建投资组合时的本地偏见与分散化不足、不是出于满足流动性需求或实现目标收益的过度交易、卖出盈利股票而长期持有亏损股票的处置效应等都是投资者典型的非理性行为。非理性的金融决策在微观层面阻碍了投资者分享市场改革的红利,损害投资者个人的金融福祉;在宏观层面,投资者群体的非理性往往导致市场价格机制紊乱,金融市场合理配置资本资源的功能无法得到有效的发挥。因此,探索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的产生原因和降低非理性行为的有效方式,不仅能为以个体投资行为为对象的行为金融学研究添砖加瓦,也能为监管层针对性地制定引导投资者理性决策的相关配套政策提供经验证据。对于如何改善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20世纪初的互联网投机泡沫和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表明,信息披露、金融产品设计、理财建议等无法从根本上消除投资者的行为偏差,投资者金融素养的匮乏是危机爆发及危害蔓延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金融素养体现了投资者掌握基本经济、金融概念,运用金融知识和投资技能有效配置金融资源以实现终生财务保障的能力,涵盖了金融知识和金融能力。有关研究发现,旨在提高个人金融素养的教育活动能较好地引导和规范居民的投资行为,纠正其错误的金融观念,从而降低行为偏差。金融教育是为个人提供基础的、必要的金融知识,促进其掌握投资技能,提高金融能力,并有效管理金融事务的一系列社会活动。囿于个人投资者数据的可得性,已有文献多采用家庭层面的居民调查数据来探讨金融教育对个人经济决策如金融市场参与、储蓄、信贷与负债等的影响,对金融教育与投资者非理性行为之间的内在关联关注较少。由于资本市场同样存在“干中学”效应,因此,对行为偏差分析的一类重要研究还涉及到投资经验对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的影响。随着投资经验的积累,投资者具有从交易中学习的能力,投资经验也是经济个体变得更为理性的重要因素。基于上述理论与现实背景,本文采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提供的中国投资者教育现状调查数据和国内某大型券商提供的投资者交易数据,在考虑了投资者通过金融市场积累实践经验的学习机制下,系统地讨论了金融教育对非理性投资行为的影响,从金融知识和金融能力两个维度分析了影响背后蕴含的机制,并从金融教育国家战略、体系构建、反馈机制的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的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对于投资者买入决策阶段的非理性,分析了金融教育、投资经验与资产配置非理性行为。首先,借鉴已有研究关于指数构建的方法,采用金融教育的主观投入度和客观接受度编制投资者金融教育指数;其次,构建计量模型检验了金融教育与投资经验对投资者股票资产配置的非理性（持股单一化）和投资组合构建的非理性（投资组合分散化不足）的影响。讨论了不同维度金融教育和投资者开始接受金融教育时间不同的异质性影响,并从金融知识渠道和投资技能渠道进行了机制分析;再者,本研究还探讨了金融教育与投资经验在数字金融发展不同的地区对投资者资产配置行为是否存在差异性影响;最后,为克服模型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或反向因果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再次估计了主回归,还基于更换资产配置非理性行为指标、改变金融教育指数的构建方式、子样本回归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二,对于投资者在交易阶段的非理性行为,分析了金融教育、投资经验与过度交易。本文实证检验了金融教育与投资经验能否降低投资者的过度交易,探讨了投资者频繁交易背后的非理性决策心理。进一步的,论证了金融信息解读能力和金融风险感知能力在金融教育与投资经验影响过度交易中发挥中介作用,并按照投资者年龄、学历和收入考察了不同个人特征的异质性影响。在稳健性检验方面,进行了工具变量回归、遗漏变量检验、核心变量的不同测度和分样本回归。第三,对于投资者卖出决策阶段的非理性,讨论了金融教育、投资经验与处置效应。对于投资者卖出决策时表现出的长期保留亏损股票而出售盈利股票的处置效应,采用投资者问卷调查数据和交易行为数据分别构建了主观处置效应和客观处置效应指标,考察了金融教育与投资经验对于处置效应的影响,并在传导渠道分析中讨论了金融知识和金融信息获取的作用。还按照投资者的交易动机（赌博偏好与感觉寻求）和持股期限进行了分样本回归,并检验了投资者的过度自信是否会调节投资经验对处置效应的作用效果。文章也采用工具变量法,并在排除其他变量干扰、资产配置的子样本回归、风险承受力分样本回归等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四,对于金融教育的福利分析,以投资收益为例,考察了金融教育在提升个人金融福祉方面的作用。借助添加金融教育投资变量的跨期选择模型,对金融教育与投资收益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推导,提出了研究假设。本文将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实证检验了金融教育与投资经验对投资者股票投资收益和金融资产投资收益的影响。同时,从资产配置视角和投资策略视角对金融教育提高投资收益进行了归因分析。考虑到不同投资者接受金融教育的时机、长期接受金融教育的意识存在差异,也进行了异质性讨论。最后采用工具变量法、替换估计方法、替换变量构建方法等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是:（1）金融教育显著降低了投资者非理性的买入决策。投资者接受金融教育的程度越高,资产组合的分散化程度越高,持股单一化的可能性越低。金融教育主要通过提高投资者的金融知识水平和提升投资者的基本投资技能作用于买入决策。投资经验与持股单一化呈U型关系,与投资组合分散化呈倒U型关系;投资经验的传导渠道主要是投资技能的提升,表现为“熟能生巧”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没有系统地学习过金融知识的投资者在进入金融市场后接受金融教育,会更为理性地优化投资组合,减少金融资产的集中化持有。此外,在数字金融发展缺位的区域,金融教育对优化投资者资产配置的作用效果更佳。（2）提高投资者的金融教育水平有助于降低投资者的过度交易倾向和过度交易程度。投资经验与过度交易呈倒U型,即入市后具有一定实践经验的投资者倾向于过度交易,而随着投资经验的不断积累,老练投资者将选择适当的交易频率。金融教育纠正非理性交易行为的心理学基础是降低了投资者的赌博偏好与感觉寻求,金融能力传导渠道是提升了投资者的信息解读能力和风险感知能力。实证结果表明,初入市场且又倾向于过度交易的投资者更难以在股市中盈利,凸显了对新手投资者开展金融教育的重要性。（3）金融教育对降低投资者的客观处置效应同样显著,金融教育水平的提高还改善了投资者对处置效应的自我感知（主观处置效应）。而投资经验与处置效应呈U型,经验匮乏和经验丰富的投资者处置效应更严重。机制检验结果显示,金融教育主要通过提高投资者的金融知识水平和金融信息获取能力降低投资者的主观处置效应和客观处置效应,投资经验主要通过信息渠道改善处置效应。不同群体的差异性分析表明,金融教育更为显著地抑制了不具有赌博偏好或感觉寻求、持股周期为1-3个月的投资者的处置效应。（4）金融教育是提高投资者金融福祉的有效方式。投资者通过接受金融教育提高了股票投资收益和金融资产投资收益,且经验相对丰富的投资者盈利可能性更高。从资产配置行为转变的归因来看,受金融教育程度更高的投资者,通过降低持股单一化和提高金融资产的多元化,提高了股票投资收益和金融资产投资收益。从投资策略转变的归因来看,金融教育将降低投资者的趋势追逐倾向,提高投资者选择被动管理型策略的可能性,从而促进了投资者获得高投资收益。论文的主要创新点体现在以下方面:（1）聚焦中国证券投资者典型的非理性行为（以投资者的决策阶段为脉络,分为买入决策阶段、交易阶段和卖出决策阶段）,从改善其行为偏差的视角研究了金融教育的有效性。首次系统地讨论了金融教育对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的影响机制,为金融教育的有效性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也丰富了金融教育与投资者行为相关研究的文献基础。（2）对金融教育的福利分析体现了研究设计方面的创新。在理论分析时,本文构建了包含金融教育投入的跨期选择模型,厘清了金融教育影响个人金融福祉的微观机理。在实证研究中,我们明晰投资者参与金融市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最大化投资收益。相比以往研究多从居民家庭财富增长、财富不平等、收入流动性等方面进行金融教育的福利分析,本文基于投资者股票投资收益率和金融资产投资收益率,为金融教育与投资收益的关系分析提供了直接证据。此外,我们还考虑到投资者在证券市场的“干中学”效应,控制了学习效应对投资绩效的可能影响,获得了较为稳健可信的研究结论。（3）依托持续数年的社会调查,本文基于中国投资者教育现状调查（China Investor Financial Education Survey,CIFES）的原创数据集,创新性地运用金融教育问卷调查与投资者交易账户的一一匹配数据,从投资者金融教育的投入度和接受度编制了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投资者金融教育指数。CIFES（2020）首次将两类数据进行匹配,既解决了单纯使用问卷调查方式的数据噪音问题,也补充了交易数据所缺乏的投资者个人特征和金融教育状况等信息。本研究采用该数据集进行微观实证分析,提高了实证结果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