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以商代后期都城殷墟出土乐器为研究对象,从乐器所在的区域、乐器本身的属性及特性的考察,同时利用地下考古材料和传世文献记载相印证的“二重证据”结合的研究方法,期冀对中国古代音乐史中有关商代王畿地区乐器的断代史作出较为详尽的描述,力求表现商代后期王畿地区的音乐文化形态。本论文主要分四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殷墟乐器的考古发现与背景概况。了解商代音乐文化首先有必要对殷墟概况作简要并全方位的概述。文中首先从殷墟乐器的考古发现中墓葬的分布区域和音乐文化分期作完整的概括,使大家对殷墟乐器的出土有个初步概念,作一简要的了解。其次,是对殷代社会生活的简要概述。从殷人生活的状态,整个商代社会的文化艺术及宗教信仰着手,通过商代社会的文化背景,为下文乐器的出现作铺垫,以此来探索商代乐器的分布状况及乐器背后反映的何种音乐文化。第二部分:殷墟出土乐器综论。文章用概括的性质,从科学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的角度,对殷墟出土乐器作了较全面的统计和总结。由于时代的限制,商代不可能有现代的乐器分类法那么系统完善,故笔者暂时将殷墟出土乐器按气鸣乐器、体鸣乐器、膜鸣乐器分述。考察殷墟出土的乐器有气鸣类乐器埙、骨龠;体鸣类乐器庸、磐、铃、缶;膜鸣类乐器鼓等。弦乐器由于暂时没有实物遗存出土,不予赘述。正是在商代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之周代较为完备的八音分类法,其中青铜钟类乐器属金、磬类乐器属石、埙类乐器属土、鼓类乐器属革,都在殷墟科学发掘中所获。而八音分类法中提到的丝、木、匏、竹类乐器,虽然甲骨卜辞中已有记载,如乐、钥、龢、竽、言,但由于暂时没有具体的实物遗存出土,文中只是一笔带过,不将此类乐器列入考察的范围,有待于以后科学考古发掘加以补充。第三部分:殷墟乐器结构要素之纹饰。考古发现的乐器历史久远,对其当时在仪式中的使用情况不能仅凭感官上的推测,故考察乐器的首要途径只能通过对型式的分析及器表的图像来获得。关于商代乐器的研究,大多是关于器体本身的声响与音律研究,较少涉及乐器本身的基础数据,如乐器的器型、铸造,体表常见的铭文、纹饰,这被称为乐器的四要素。故笔者把乐器的四个要素简要罗列出来,具体探讨乐器与四要素的互通有无。当然,这对于出土乐器进行断代、分域等方面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不可逾越的重要环节,只有在这些研究前提之下,其它相关研究才有可能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平台之上来进行。另外,纹饰与铭文是对乐器断代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将重点介绍商代重要的一种纹样——饕餮纹。该纹样属于商代常见的主纹,由于乐器体表饕餮纹的显著特性,文中对饕餮纹及其政治功能及属性作了详细的论证。饕餮纹的出现是乐器显赫地位的象征,且突出了乐器在殷商王朝的政治地位。殷墟出土乐器上的其它纹样还有夔龙纹、鸮鸟纹、虎纹、鱼纹等,乐器种类的多样性反应出其型式的多样化,而多样的纹饰正是对殷商王朝观念信仰的另一种反映。铭文方面,由于商代铭文字体较少,考察起来不太方便,但大多为商代方国的族徽,如“古”、“中”、“爰”、“亚长”等铭文。第四部分:殷墟乐器反映的商代后期王畿音乐文化。乐器本身具有特殊性,商王墓葬或高级贵族墓葬出土的乐器更具有特殊性,这就决定了殷墟出土乐器的器主及附属构件的特殊含义——乐器作为大墓墓主显赫地位和身份的象征。乐器反映出了商代后期贵族的“尚声”观念,这与后世文献所记载的“殷人尚声”相印证。另外,从商代贵族对乐器的重视程度,以及乐器与礼器的密切关系,可以想见乐器与商代社会政治的重大意义,即“乐以体政”。在商代,分封的方国常常进贡商王贡品,乐器可以说是很重要的贡品之一,乐器成为沟通商王和方国的桥梁,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文章从殷墟出土乐器的阐述上升到殷墟王畿音乐文化的内涵,以及进一步探究商代音乐文化的交流状况。综上所述,殷墟乐器的出现标志着商代的音乐已发展到了较高水平,从对殷墟出土乐器的直观形象,翔实的乐器考古资料,到乐器背后反映出来的巨大文化内涵,都是商代音乐文化的最有力证明。对于殷墟文化,也使我们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提高,殷商音乐文化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