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爆发的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了重创,各国经济发展疲软甚至倒退,贸易摩擦也愈发严峻,加之国内经济去杠杆化政策的出台、债务违约风险的增大,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惜贷”现象普遍,企业外源融资举步维艰,流动性约束较大,生存与发展处于异常艰难的时期。中小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推动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创业活动发展;同时,中小企业也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为我国税收收入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经营规模较小、缺乏抵押资产以及信用等级偏低,始终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的状况,在外源融资途径有限的情况下,为了进行转型发展,部分企业选择冒税务风险以避税的方式进行内源融资,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对国家的税收利益造成了损害。发展普惠金融对于我国企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世界进入信息化时代,区块链、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数字技术逐渐深入融合到金融行业,依托线上数字金融平台,数字金融能以低门槛、低成本的方式为企业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更加深入地体现了普惠金融的含义。目前,中小企业的发展困难重重,而数字普惠金融在减少企业资金约束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研究数字金融降低中小企业资金约束的作用是否能够降低其避税行为。本文首先对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企业避税的概念范畴进行界定。其次对梳理了信息不对称理论、优序融资理论、有效税收筹划理论以及金融发展理论等四个基础理论的来源与发展,为后文分析奠定基石。接着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企业避税决策的相互关系、资金约束对企业的避税如何发挥中介传导功能、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在不同区域是否有所差别,从而引出文章的三大假设前提,且利用Stata软件对假设进行实证分析与检验。本文选取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2011-2019年数据作为样本,结合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19）,构建实证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企业避税行为的关系以及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作用,并对融资约束程度以及中国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分组,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的避税抑制效应的组间差异性影响。另外,为使结论更加稳定,文章进行了稳健性测试,即选取数字金融指数的三大子维度之一“使用深度”（depth）,替代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结论是否可靠;同时,由于数字金融可能会存在测量偏差进而使得检验结果出现误差,本文还进行了内生性检验,即对核心解释变量数字金融滞后一期,观察结果是否具有变化。经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减少中小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第二,融资约束在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的避税抑制效应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第三,相较于低融资约束的企业,数字金融对高融资约束企业的避税抑制效应更加显著;第四,由于中国东部区域经济体制比较成熟,资本金充裕、金融机构分布均匀且覆盖面广、市场制度比较完善,数字金融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无明显显著性;而中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中小企业缺乏宽松的外部融资环境,数字金融通过给西部地区提供金融服务,发挥普惠金融的功能,减少中小企业避税的效应更加明显。目前,大多数学者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后果进行了丰富的研究,证实了数字金融对于企业创新创业、国家扶贫事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而鲜有文章基于企业税收决策的视角,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本文旨在丰富这方面的研究,为更好地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实现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维护国家税收利益提供理论支持,并提出相关建议:一是政府应深化金融市场化改革,完善金融制度,健全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为普惠金融提供有序的市场环境;二是金融机构要积极创新,依托数字技术为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企业提供个性化金融服务,严控风险;三是中小企业要加强自身现金流和信用管理,真实、准确地进行财务披露,拓宽自身的融资渠道,抓住普惠金融带来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