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同世界各国交流的重要桥梁，外宣材料翻译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形象及我国同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然而，一直以来，外宣翻译研究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与重视。相对于文学翻译研究而言，我国外宣翻译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不仅缺乏系统理论的指导，而且多数研究只停留在经验总结及实践探讨，缺乏剖析论证。　　 随着翻译研究日益呈现跨学科的态势，翻译伦理概念的提出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国内外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探究，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证实其具有强大的潜势力和可行性。其中，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Chesterman)提出的五种翻译伦理研究模式（即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及职业承诺），在译界引发了热烈的探讨。　　 根据翻译伦理，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可能同时并重这五种模式。鉴于此，笔者将外宣材料分成了三类：政治类、经贸类、文化类。本研究认为，不同的外宣材料应遵循不同的翻译伦理模式。对于政治类外宣材料，由于其具有政治性、精确性和时效性，译者会侧重以再现伦理为指导，以再现原文文本及政治意图；对于经贸类外宣材料，由于其具有信息性、感召性，且属于实用文体，所以译者会侧重服务伦理以满足赞助人对译文的要求；而对于文化类外宣材料，由于其地域文化色彩浓厚，译者会侧重交流伦理，最大限度地实现两个异域文化的互输与交流。　　 翻译伦理的提出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使得翻译研究不再拘泥于文本本身，而是走向了多元化、社会化。因此，本研究采用翻译伦理这一新的视角，以安德鲁·切斯特曼提出的五种伦理模式为理论基础来探索外宣材料的翻译，进一步证实了翻译伦理有强大的可行性和解释力。通过本研究，笔者期望译界学者对我国外宣翻译研究予以关注，且有更多的学者投入到翻译伦理的研究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