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中期出现了第一批专业的女性作家，致使女性作家身份的问题首次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也使得如何对待解读女性作品的问题成了评论界争论不休的议题。20世纪末的女权主义批评的兴起再次引发了对于女性作家与女性作品命运的关注，尤其是对于维多利亚女性作家的重新解读更是到了一个巅峰。这两个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自是天差地别，文学批评的视角、方法、与侧重点等等也毋庸说是迥异，然而在对待女性文学的态度上却令人惊讶地共享着一共同点：既都把女性作家首先看作是一个女人，其次才是个作家。 本文由四部分构成。序言部分简遡了关于夏洛蒂·勃朗特长约一个半世纪的批评史，并认为勃朗特作为第一批专业女性作家的典型代表，她所受到的批评研究为我们探讨两个时代对于女性作家及作品的态度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案例。论文的第二部分剖析了夏洛蒂·勃朗特在19世纪后半期评论界眼里的形象，并结合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认为在性别政治体系因为女性介入“男性”世界而变得岌岌可危，同时文学又是作为一种代替宗教来进行传统的意识形态控制的维多利亚后期，评论界自然会对女性文学另眼相看，其批评的侧重点也就在于作品及作家本人是否有违“女性气质”和两性道德体系。论文的第三部分侧重于20世纪后半期出现的关于勃朗特的女权主义解读。这种解读又被分别分成三条路线来考察：文本及语境解读；互文性解读；及构建女性文学史式解读。这一部分论证的观点是：女权主义批评在种种试图把女性文学及作家从父权文化中解放出来，并加以重新审视的努力中，却不可避免地再次把女性作家的性别身份视为其解读作品的重要依据。 最后本文的结论是：两个时代对于女性作品及作家的批评解读都可以说是实用主义的。19世纪后半期是为了维护岌岌可危的性别政治体系，因此毫无疑问比起其作品的文学价值，更为关心作者的性别身份及性别气质问题。而20世纪后半期的女权主义批评在把文学，尤其是女性文学，视为反映记录某一特定时期人类经验这一点上，也难逃实用主义之嫌。同时，在这样的信念基础上，女权主义批评无一例外地认定女性的性别身份无论在作品的构建本身，还是在解读作品的过程中，都具有近乎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这一点上，两个时代的批评具有了共同点：既女性作家首先是个女人，其次才是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