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精英对于乡村社会的发展尤为重要，尤其是乡村党政精英，其不作为与乱作为将严重影响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甚至割裂党和国家与基层的联系。因此，探讨乡村精英的产生路径，对于国家识别精英、任用精英以及精英的国家化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现有的中国乡村精英研究多集中于以费孝通和张仲礼为代表的学者对帝国晚期的精英乡绅研究，以及改革开放后市场转型理论下精英的研究，较少分析在合作社这一特定时期下的“脱草根”精英是如何成长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变迁背景之下的精英形成研究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　　基于此，笔者本文以宁夏地区贺兰县洪广镇亲历合作化运动的数十位老人口述为据，结合当地文献资料，试图分析在农业合作化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以社队干部作为代表的精英，其产生的路径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草根”通过主动的信息传送方式，向国家发射信号，以期获得上层的回馈和认可以及基层治理的“合法性”成为政治精英，即“信息传递——合作”模式。这种信号是通过积极性和抓机遇实现的，积极性即向上发送忠诚信号，抓机遇即向上发送能力信号。　　因此，笔者探究合作化这一特殊时期乡村精英产生路径，以期对当下处理好乡村精英与国家关系、提升国家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具有启发，也为其他国家在研究特殊政治环境下精英的形成提供新的思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