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怪小说的创作真正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出现于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汉末的应劭著《风俗通义》一书,对志怪小说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奠定了以后志怪小说创作的基础。魏晋时期的《列异传》、《搜神记》、《博物志》及南朝宋初的《幽明录》,则宣告了志怪小说的创作达到了巅峰。而志怪小说的“史”的身份也在宋初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里面得到了最辉煌的体现。志怪小说在当时可以用“史”的形态表达著者的意识,与“史”几乎无异。然而自此之后,志怪小说的创作却逐渐陷入低谷。唐初刘知己的《史通》对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直接导致志怪小说脱去了“史”的外衣,而逐渐衍化成一种独立的文体。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在志怪小说史及至整个小说史中的地位,长期以来被漠然以视,这实在是不恰当的。全文共分三章:第一章论述历来研究者对魏晋志怪小说兴起的研究情况,指出其取得的成果和研究的空白。裴松之没落士族的身份,使其在奉诏为陈寿《三国志》作注时自然会更多地融入其个人感情。“注”,历来作为“经”的附属物而存在,裴松之将之大胆改造创新并形成了独特的史注风格,但他也因此而饱受后人指责非难。第二章分析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引用的数十则志怪故事,指出其援引原则及目的。裴松之在引用这些志怪故事时并非不加择汰而盲目采用的,他审慎地辨析论证,既竭力将历史事实清晰地还原,将自己的意识观点镌入这些注解之中,又在一定程度上再献了魏晋至宋初志怪小说的流传情况。第三章应劭的《风俗通义》确定了后世志怪小说创作的范围,其后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创作蔚成风尚。裴松之受诏注《三国志》,也无法无视这些志怪小说。志怪小说与史的结合,充分表明了志怪小说的历史价值。刘知己的《史通》对其提出批评,正是志怪小说的性质逐渐与“史”剥离,成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必备前提。所以,裴松之《三国志注》在志怪小说史上的意义和地位是非凡的,应给予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