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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对韩愈极为推崇,称其为“千古大儒”,其自身不论从儒学、散文还是诗歌方面受韩愈影响颇深。曾国藩学韩除了韩愈极高的文学造诣之外,还有其内在的心理、性格与思想基础。曾国藩与韩愈都出生于对文化教育非常重视的家庭,他们从小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受父辈甚至祖辈的耳濡目染,为其文学的积累打下扎实的基础;他们都秉性倔强刚直,为人处世耿直疏阔,为其推崇雄奇诙瑰的文风奠定了心理基础;两人作为各自时代政坛的风云人物,仕途经历的丰富使得他们都有机会触及社会的各个层面,为其弘扬儒学、揭示社会万象提供了充足的素材;最后两人都崇仰儒学,坚持维护儒道的地位,这为他们的文学思想的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对韩愈散文的接受方面,曾国藩主要接受了四点:首先,韩愈倡导了“修辞明道”的文道观,提出“文”与“道”二者不可偏废,文用以表现儒学思想,宣扬孔孟之道,维系中唐日益散漫的道德人心,同时注重文章的艺术性。曾国藩将其发展为“文道合一”的观点,并由于其出身桐城派,受“义理”、“考据”、“辞章”三门之学的影响,而又不固守家法,增添了“经济”之学,主张文以济世,发挥文章的社会功用,力扭桐城文派“空疏”之弊。其次,曾国藩接受了韩愈“气盛言宜”的主张,推崇雄奇之气,认为充沛的气势的衡量文章优劣的重要标准,提倡“瑰玮俊迈”的文风,并指出养气的具体方法。再次,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的文艺观,认为文学创作在于内心的触动,心中的“不平之气”必然要发抒于外,这是其狷介倔强的个性在文学上的体现,这一点与曾国藩倔强个性及其耿直雄放的文风暗暗相合。面对战场、官场或社会上诸多现实场景,曾国藩也都能将胸中的刚烈激切之情生发为文。最后,曾国藩主张文章语言要精心结撰,吸收骈文与散文的优长,注重声调与韵律的节奏,这种形式美是对韩愈“陈言务去”的语言创新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在对韩愈诗歌的接受方面,曾国藩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对韩诗的化用,包括词汇的直接借用与间接融汇出新的巧妙化用,还包括对韩诗具体篇目题材与题目的模仿学习上。其次是对韩愈“以文为诗”技法的接受。这包括字法上引口语词、虚词、古僻词及生造词等入诗,句法上打破正常的语言节奏与韵律声调组合,章法上用作古文法铺排驱遣文字,扩大诗歌的容量与表现范围。最后,曾诗同韩诗都蕴含一股奇崛雄豪的风格,曾诗有意在章法、气势与修辞上仿效韩诗为之,形成独具特色的一派诗风。曾国藩对韩愈的接受,因曾氏在晚清政坛与文坛的地位而影响广泛且持久。曾国藩将几乎后继无人的桐城派扩而大之,并革除其弊,导其发展。他引领了晚清宋诗派的发展,开创湘乡派,其调和汉、宋,兼取并包的文学思想具有包容性,注重文学的现实关怀与实用性页颇具现实指导意义,加之“曾门四弟子”及其众多门生的推广,对晚清文人士子影响可至民国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