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继“沪港通”后,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的又一重大制度设计,“深港通”政策一直备受关注。“深港通”政策经过两年多的平稳运行,互联互通机制的效果如何,是否达到管理层预期效果以及深港市场的回馈反应都值得深入研究。尤其在当下,从“沪港通”机制的不断优化、“沪伦通”的正式通航、QFII和RQFII总额度大幅提升、MSCI不断提高A股纳入比例到部分期货品种引入海外投资者,在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力度持续加大的背景下,对市场监管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深港通”政策的研究可以为其提供参考价值。本文以“深港通”为切入点,首先通过马尔科夫区制转换自回归模型(MSMH-AR)对深港股市收益状态转换进行概率测算,分析市场收益的稳定性;然后基于Granger因果检验和BEKK-GARCH模型检验深港股市是否存在信息溢出效应;最后运用DCC-GARCH模型刻画深港股市间波动率的时变相关系数图,分析两地市场间的波动溢出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深港通”政策增强了深港两地市场收益波动的稳定性,有利于降低投资风险;从市场内部溢出效应来看,“深港通”开通后,深港市场内部信息溢出效应仍然显著存在;从市场间溢出效应来看,“深港通”启动后,深市占据报酬溢出效应的主导地位,波动溢出效应呈现双向显著性;鉴于溢出效应的存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深港通”开通后,深港市场间的相关性显著提高,且具有时变性。总体上来说,深港市场对“深港通”政策的反应相对正面,其影响呈现逐渐发酵的过程。所以提出以下建议:对于深交所而言,应建立健全市场机制,提高深市的定价能力;对于港交所而言,需要加大改革步伐和力度,以满足两地股市在市场交易和经济协同发展上的深化和融合;对于监管层而言,重视深市在信息流动中的中心地位,设置不同等级的阈值,控制风险传播途径;就投资者而言,加强个人投资能力,注重价值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