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立足于对十月革命至斯大林逝世期间的苏联音乐思想宏观上的理论概括以及对新中国成立至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这一时期的音乐理论分析，从音乐美学、音乐批评两个思想理论层面对苏联音乐思想对1950年代中国音乐理论的影响进行研究，从中找寻这一时期中国音乐理论中的苏联音乐话语影响的痕迹。纵观苏联音乐的发展历程，尤其是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前，苏共中央的文化政策始终是以不同程度干摄与左右着中国音乐的发展，而一贯坚持的音乐理念就是音乐创作必须为无产阶级工农兵服务，反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音乐；音乐内容须展现积极的、乐观的、进步的、革命的现实主义音乐题材，忠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与政治生活，诸如对无产阶级革命与领袖、社会主义建设的讴歌颂扬等等；倡导古典主义传统音乐与标题音乐的音乐形式，排斥代表资本主义的形式主义音乐、无标题纯音乐与自然主义音乐；强调民族风格音乐的发展，反对音乐的世界主义，立足民族特色来以谋求国际意义。由此就形成了这一时期独具鲜明个性的苏联音乐思想，而这一音乐思想也就对当时世界音乐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对社会主义阵营下的一些国家，而中国就是受这一音乐思想影响的较为明显与深远的国家之一。1949年12月22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表现出中国在外交政策上“一边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不仅在政治、经济的发展模式上效法苏联，而且苏共对文化尤其音乐文化的态度也直接影响了建国后中共对音乐发展道路的思考，从而制定出一系列方针政策来确保音乐文化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发展而免遭资本主义形式主义的侵蚀与毒害，这一举动对新中国成立后音乐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音乐思想领域例如音乐美学、音乐批评这两个显示音乐思想观念的领域所受影响更是可见一斑，从而在音乐的实践领域就产生了与之相应的反映，于是1950年代的中国音乐理论便深深地印上了苏联音乐思想的烙印，苏联音乐话语在中国音乐理论中的大量充斥与频频出现成为这一时期中国音乐理论建设的显著特征之一。但中国对苏联音乐思想的接受并非囫囵吞枣式的继承，而以中国音乐发展自身的水平与文化氛围为基础，与苏联音乐思想不同的是有其自身的侧重点，并对其中的有些概念的理解与苏联方面也所不同，突出了这一时期中国音乐理论发展的鲜明特色。全文是由绪论、结语和三个章节组成。第一章主要从宏观上阐述苏联音乐思想，即苏联音乐权力话语的四大典型特征的内容：音乐的人民性与阶级性、对资产阶级音乐与形式主义的批判、对民族音乐风格和古典音乐传统继承的强调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第二章讲的是上述苏联音乐思想对中国1950年代音乐美学的影响，侧重于对中国这一时期在社会主义音乐美学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对苏联音乐话语向本国的转移；第三章讲的是苏联音乐思想对中国1950年代音乐批判的影响，如果将第二章看作是音乐理论层面的论述，而这一章可以看作是中国音乐对引入理论进行探讨、吸收与运用的实践层面的阐述。由此来探究中国1950年代在音乐理论上受苏联音乐权力话语的影响印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