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带动着数字经济的规模日益增大,以谷歌、脸书、亚马逊等为代表的一批数字互联网企业提供了在线搜索引擎、社交平台和在线购物等多种新型商业服务模式。传统的税收规则要求只能对在本国存在常设机构的非居民企业征税,但是这些数字互联网企业无需在用户所在国设立常设机构即可通过互联网取得该国用户参与产生的商业利润,然后通过跨境税收筹划将这笔利润转移至爱尔兰和卢森堡等税收洼地免税或者以低税率纳税,从而达到避税的目的。此外,像脸书这类平台通过收集并处理用户的信息来对用户精准推送广告,将用户的个人信息数据转化为公司的广告收入。因为这一过程中个人信息的商业价值难以准确计量,用户所在国也往往难以对其进行征税。上述两种情形都属于数字经济中的新型商业模式与传统的税收规则不相适配所带来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减少本国的税收流失,全球范围内多个国家首先在OECD的框架下就全球数字征税制度改革的问题展开了多边谈判,但因为其强硬要求加入安全港原则的提议遭到大多数国家的反对,美国随后退出了该谈判,因此OECD下关于数字征税改革的方案一直陷入僵局之中。为了在OECD的多边改革方案出台之前尽力扭转数字经济对本国税基和税收利润的负面影响,包括法国在内的诸多国家纷纷实施了自己的临时性单边数字税措施。但是该些单边数字税遭到了美国的强烈抵制,美国对包括法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征收的数字服务税展开了 301调查,调查结果认定法国的数字服务税是专门歧视美国数字企业的措施,且与多项国际税收原则相违背,据此美国对法国的商品采取了报复性反制关税,关于数字税的纠纷再次陷入僵局之中。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致力于探讨“如何设计数字征税规则,以求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对数字服务合理征税,解决BEPS带来的税收流失问题”。本文一共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前言;第1章“数字税概述”;第2章“WTO法下数字服务税的合规性分析”;第3章“数字税合规征收模式设计——数字增值税”;以及第4章结论。以下简述各部分主要内容。在前言中,笔者分别从全球和中国两个视角介绍了数字经济贸易和数字税的发展现状。在全球视角中,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新型商业模式与传统的国际贸易和税收法律规则不相适配,产生了一系列直接和间接的税收流失。国家间的数字技术差距短时间内无法消除,如果不采取措施,包括规避常设机构进行应税利润转移避税和个人信息的商业价值难以准确计量等BEPS情形将一直存在并加剧其负面影响。在中国的视角中,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对数字经济逐渐重视,数字经济占我国GDP的比重已达三分之一以上。为了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我国应积极参与数字税国际规则的制定,并采取措施消除数字税对我国企业全球竞争力的负面影响。在第1章中,笔者首先介绍了三种常见的数字税类型,分别是欧洲多国征收的数字服务税;具有增值税特征的新加坡商品和服务税;以及按预提所得税征收的印度衡平税。对这些征税模式下的领域、主体、门槛、税率和例外情形进行了详细说明。其次对法国征收的GAFA税和美国对其开展的301调查进行了介绍,301调查结果认定法国服务税的追溯效力、针对总营业收入征税、对在法国无常设机构的企业征税以及纳税主体仅为小部分数字企业等方面与现行的国际税法原则相违背且旨在歧视美国企业,给美国商业造成负担。在第2章中,为了确认美国301调查结论是否真实准确,即法国数字服务税是否构成歧视行为,笔者分别从GATS和《全球电子商务宣言》两个WTO文件出发对数字服务税进行了合规性分析,通过先后检验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和一般例外等条款对数字服务税的适用,得出结论认为,数字服务税的征税收入门槛设计违反了 GATS中的非歧视义务且可能与宣言的精神宗旨相违背。在第3章中,鉴于数字服务税构成歧视行为,笔者介绍了数字增值税作为一种新的数字税合规征收模式,来尝试替代数字服务税作为可选征税方式之一。首先笔者对比分析了相对数字服务税,数字增值税存在的几大优势;其次针对因个人信息的商业价值难以准确计量而造成税收流失的BEPS形式对应的在线广告的商业模式提出了一种“平台订阅费和特许权使用费相互抵消”的分析方法;最后借用该种分析方法,对在线广告的商业模式适用数字增值税的模式设计提供了两种征税标的数值确认设想。在第4章中,通过总结归纳上文分析,笔者得出4点结论分别是:（1）数字经济冲击传统税收规则,数字征税制度改革势在必行;（2）数字服务税违反WTO法中的非歧视义务;（3）为解决数字经济带来的BEPS问题,世界多国应首先努力尝试通过多边协商制定统一数字征税标准;（4）在统一标准出台之前,征税国可以考虑修改数字服务税模式或采用数字增值税等临时措施来缓解BEPS导致的财政税收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