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用地不仅能够为区域提供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对保障区域生态系统稳定和维护生态安全也有决定性作用。城镇化的高速发展逐渐吞食自然资源,生态用地不断遭受挤占,生态空间格局失序,区域生态环境问题愈发凸显。在此形势下,本研究以快速城镇化高原山地区域—滇中城市群为例,基于2000年、2010年和2020年3期土地利用数据探究生态用地时空演变特征,从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3个方面进行生态用地重要性识别,将极重要生态用地作为生态源地,基于地形位指数修正阻力面,借助电路理论判别生态廊道、生态夹点和生态障碍点等生态要素,因地制宜地提出生态用地格局优化方案和生态用地保护建议。研究结果如下:（1）滇中城市群生态用地变化显著,具体表现为:数量上,2000-2020年生态用地总面积逐渐减少,共减少12.13万hm~2,其中林地减少11.92万hm~2,水域减少0.59万hm~2,草地增加0.59万hm~2,未利用地增加0.05万hm~2;结构上,滇中城市群生态用地占研究区总面积的比例从43.82%降为42.85%,下降了0.93%,生态用地类型结构极度不均衡,多样性程度较弱,其中林地为优势类型并具有重要支配作用,研究期内其占研究区总面积的比例均高于40%;空间转移上,转出面积最大的生态用地均为林地,2000—2010年累计转出42.79万hm~2,2010—2020年累计转出面积达59.55万hm~2,转入面积最大的生态用地为草地,2000—2010年累计转入45.92万hm~2,2010—2020年累计转入48.82万hm~2,由此可见滇中城市群建设用地扩张与生态用地保护之间博弈愈发激烈。（2）从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3个主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入手,对研究区的生态用地重要性进行识别。结果显示:极重要等级面积为322.13万h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30.73%,主要分布在研究区西部、西南部以及曲靖市南部;重要等级面积为243.12万h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23.20%,它包围着极重要等级区域,是极重要生态用地的重要保护屏障;中等重要、一般重要和不重要等级面积分别为194.82万hm~2、132.67万hm~2和155.37万hm~2,分别占研究区总面积18.59%、12.66%和14.82%,主要在研究区中部和东北部分布。总体而言滇中城市群生态本底良好,生态重要性等级空间上呈“西高中低”分布态势。（3）以“源地—廊道—节点”为框架构建滇中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共识别生态源地14处,面积总计305.25万h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27.39%,包括西部和西南部大面积连片的林地,中部的滇池、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阳宗海、异龙湖以及位于陆良县、麒麟区、师宗县、罗平县和建水县等地连片分布的草地和林地;生态廊道34条,总长度3212.87 km,包括河流生态廊道6条,长度1883.78 km,潜在生态廊道28条,总长度1826.49 km,廊道呈现出“东南部密集,北部稀疏”的分布特征;生态夹点48处,皆分布在潜在生态廊道上,具体分布情况为宜良县1处,呈贡区3处,澄江市10处,晋宁区1处,江川区2处,华宁县6处,通海县1处,建水县5处,弥勒市8处,石林县2处,泸西县2处,师宗县4处,陆良县3处;生态障碍点4处,主要分布在麒麟区和陆良县交界处、陆良县和石林县交界处、石林县和弥勒市交界处、弥勒市和建水县交界处。（4）依据滇中城市群自然地理特征与当前土地利用现状,提出“一屏、三带、六心、多节点”的多层次、复合型的滇中城市群生态用地格局优化方案:以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净化空气及改善生态环境等功能的西部森林为“一屏”;以红河、金沙江和南盘江3条重要河流组成的生态核心地带为“三带”;以滇池、阳宗海、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异龙湖六大高原湖泊为“六心”;以生态节点和生态障碍点组成的生态保护关键节点为“多节点”。并从加强源地保护、修复生态障碍点和规划“踏脚石”等方面提出滇中城市群生态用地保护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