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朵科学社会学思想奇葩,都是科学社会学者对某一历史时期科学与社会关系的理解。默顿的科学社会学思想塑造的是二十世纪60年代之前科学的社会运行模式——学院科学模型。齐曼的科学社会学理论建构了此后至今的科学社会运行模型——后学院科学模型。　　 由于各自成功地塑造了两个不同时代的科学模型,以及在其他方面的一些开创性成就,默顿和齐曼的学术思想在科学社会学领域都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科学哲学界对默顿科学社会学思想的研究不够深入,对齐曼科学社会学思想更是缺乏系统的研究,而且对于如何运用科学社会学分析手段分析和评价科学实践中的问题缺乏具体探索。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对科学领域的理解,也影响了社会对科学领域中复杂的各种现象的解释力度。针对这一现状,论文重点以对上述的两个科学模型的解读为线索,对默顿和齐曼的科学社会学思想进行比较介绍和分析,试图把学院和后学院时期不同的科学社会运行机制清晰地展示给读者。　　 论文认为,学院与后学院科学模型都是由“认识论”和“科学的社会学说明方式”两个部分合力塑造的。其中,“认识论”部分就是默顿和齐曼的科学观。默顿所持的是实证哲学的理想主义科学观,具有静态性、学科性、累积性、客观性和可证实性等认识论特征；齐曼提出了自己的自然主义科学观,并对它的动态性、整体性、进化论、语境性和主体际性等认识论特征作了诠释。　　 “科学的社会学说明方式”是塑造默顿和齐曼的科学模型的另一个组分。学界一般因为经常通过诸如“科学共同体”、“科学知识生产方式”或“科学规范”等主题或范畴来对科学进行社会学说明,就把它们称为“科学的社会学说明方式”。无疑,这些主题或范畴也就构成了比较默顿和齐曼科学社会学思想的主要元素。　　 在默顿看来,“学院科学共同体”是由绅士形象的科学家组成,科学家大多在无形学院的非正式交流网络中各自为政地工作,追求的是科研成果通过科学承认(同行评议)后自己在学术分层中居于较高的地位。齐曼则认为,“后学院科学共同体”的科研人员只是解决具体问题的普通科学工作者,他们在相对固定的时空中集体协作,主要追求的是薪金和福利待遇,他们的地位高低取决于他们的科研成果所带来的社会效用的大小。　　 默顿把“学院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界定为纯学术研究:兴趣是科学研究的原动力；“为知识而知识”是科学的目标；低廉的成本使自筹成为科研投资的主要方式,因此,科学场是展示科学家自主性的园地；只要科学家兴趣的源泉不竭,并在实践中尊重科学规范,科学知识就会不断累积而无极限地增长。齐曼把“后学院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定义为研究开发(R&D):大项目和昂贵的机器设备使科研活动在走向集体化的同时,对政府或财团的财政支持产生严重的依赖；科研活动对资助的依赖,使科学共同体与政府或财团之间的“契约关系”形成,从而生产效用成为科学研究的直接目标；科学知识也因为财政资助的限度表现为有极限的增长；在官僚体制约束下,科研者首先尊重的是职业伦理规范,而不是技术规范。　　 因为通过实践把认识论和社会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科学规范”是最重要的“科学的社会学说明方式”。默顿认为,学院科学遵守公有主义、普遍主义、无私利性、独创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科学规范(学界简称CUDOS),这套规范既是学院科学的技术标准,也是学院科学的精神气质。它立足于学术目标,通过科学家的自我规约来调整科学共同体的内部关系。齐曼则认为,由于后学院科学是研究开发(R&D)系统,因此遵从的是所有者的、局部的、定向到、专门的和权威的科学规范(学界简称PLACE)。它以社会目标为主要立足点,是调整科学共同体(执行主体)与政府或财团(投资主体)之间“契约”关系的职业伦理规范。　　 论文认为,形成默顿和齐曼科学社会学思想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是,默顿和齐曼的科学社会学所反映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科学知识功能,学院科学时代主要强调科学知识的认知功能,而到了后学院科学时代,科学知识的社会经济功能突显；其二是,默顿和齐曼科学社会学的直接思想来源不同,默顿的思想是知识社会学思想的承续,而齐曼的思想是对默顿和SSK的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