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以后沈从文的生命基本处于一种支离破碎的状态,在建国后的这30多年里,他的经历或许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时代缩影。本文试图从沈从文在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思想发展及自身经历,以及其后的生命状态与精神世界的梳理分析中,去探寻他是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寻找与坚守自己的位置的,为什么能在时代的重压与打击之下对中国的文物研究做出巨大的贡献。一方面他对时代有了些许地顺从,另一方面又在潜在层面坚守着自己的生命思想,这一艰难地脱变过程中,既有时代政治的强压,又有自身思想的制约。沈从文又是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矛盾的。他的经历所折射出来的思想价值与普遍意义是值得后人深思的。本文从五个部分进行论述：一、一场“疯狂”的悲歌。1947年到1948年的两年间,沈从文面临着时局的动荡与文艺夹攻的双层压力。(邵荃麟、冯乃超、郭沫若等的批判)他感到自已在政治面前无从把握,也切身体会到了政治对自己的压力,曾经的挥笔论战,重造民族生机的希望已渐渐消融于无尽的厌倦与恐惧之中。面对外界激烈地批判,官方意识形态的压力,沈从文体会到了自我思想存在的危机。放弃“自我”融入新社会,对他而言是一个艰难地选择。无法理清自身思想的错误,也就难以脱变,难以融入新社会。最终在两种矛盾的急剧拉扯之下,陷入“丧我状态”。二、在破碎中黏合自己。从沈从文改行的角度分析他是如何对自我生命的外部形式进行调整的。第一节,从文学到文物。(一)、文学创作的失败。沈从文自我所坚守的“文学观”与新的现实社会所要求的文学观是迥然不同的。他无法按照自我内心的生命情感进行创作,也无法在新的社会现实与自我的文学观之间寻找到一个创作的平衡点。最终不得不放弃文学创作。(二)、文物工作上的可喜成就。选择文物是沈从文在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文学生命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也是他寻求生命的另一种解脱方式,是对自我创作困境的一种释放方法。文物研究不以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为核心,因此他能够以轻松的心态面对,并逐渐在文物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填补了他在文学创作领域所失去的满足感与自信心。第二节,音乐修复自我生命。(一)、生命形态在音乐中的自由舒展。生命之躯得以存活之后,他的心灵仍处于之前的含混状态。此时,外界、家庭的种种压力让他产生深深的疏离感,是音乐让他的心灵逐渐恢复平静,得以净化。(二)、个人音符在时代旋律中的疏离与契合。生命得以恢复之后,沈从文一方面努力地与主流意识合拍,另一方面,自我思想内部的自由音符仍然活跃得存在,表现出了与时代旋律的不和谐。三、生命在“训规”与“自由”中的艰难挣扎第一节,生命在“训规”中由“个体”走向“群体”。从1950年到1957年,沈从文历经了华北革命大学的思想政治改造,参加了四川内江的土改运动,1956年出席全国政协会议,1957年气候回暖时小说选集也得以出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他逐渐与主流意识合流,完成了从“个体”到“群体”的脱变。第二节,自由精神的隐现。(一)、在宣嚣的时代巨“动”中寻觅“静”的生存空间。在这个“动”荡变化的时代里,他只能从民间、从自然深处去寻觅“静”的空间。也只有在这个“静”的空间里,他才能回归到自我真实的内心深处,也才能保持知识分子静观人事变迁的理性精神。(二)、《书信》——自由精神的抒写。潜在的书信写作,让他心灵自由,无所顾忌,呈现出自我生命的本真状态。在家书中表达了自己对心灵自由的强烈渴望。第三节,文学创作在“自由”与“训规”挣扎中的失败。一方面,坚持内心的自由创作思想,一方面又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牵制,且写作方法已经“过时”,无法适应新时代的写作要求,所以建国后的屡次试笔都以失败告终。四、生命在“归来”时的意乱情迷面对70年代国内外逐渐掀起的“沈从文”热,他的内心是一种复杂矛盾的状态。一方面害怕“回归”时,众多的赞美之声给自己及他人惹火上身,显得恐怖、惊惧；别一方面,对自我的终于“回归”感到欣慰、感动,同时对历史命运对自己的压抑与不公表示悲愤,伤痛难抑。五、总结。一九四九年后沈从文的生命状态虽然千疮百孔、支离破碎,但却努力地粘合自己,在时代的洪流中,他虽然有了些许地归顺,但在潜在层面却仍然坚守着自己生命思想的独立性。其文学创作在公开层面虽然归于失败,在潜在写作上却更加彰显了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他的经历有利于让我们探寻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想发展的历程,其独特的生命思想也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