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器”在《左传》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并在维护春秋秩序的稳定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故而本文通过对《左传·成公二年》所载的仲尼评论进行详细的分析,分别探究“名器”的哲学意义和社会现象学意义。通过分析与“名器”相关的众多概念范畴找到其中蕴含的规律:“器”是制度性事实的物质载体,“名”是制度性事实的符号维度,“礼”是参与塑造“名”和“器”的社会含义上的重要辅助手段,“信”和“义”是名器发挥积极社会功能的必要条件,“利以平民”则是名器问题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名器”问题具有古今中外的同一性,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现代国家的权力架构皆有名器问题。故而通过塞尔的社会现象学理论探究作为物质载体的“器”与作为符号维度的“名”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物质载体的“器”能够起到简化符号并更快传递符号的作用,作为符号维度的“名”拥有确定和指称特定事实的功能,两者相辅相成。接着,通过探究无情性事物如何能够转化成为制度性事实,集体意向性是如何发挥功能赋予作用等问题,更深一步理解“名器”问题在构建制度性事实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任何“名器”的构建都是以“服务于人”为最终目标,但特定的“名器”,公器也好,私器也罢,都需要有所限制,不能随意滥用或误用。在具体探究“名器”与社会实在的稳定性,“名器”与社会资本等众多社会意义的基础上集中阐述维持“名器”稳定的重要性。“名器”的维持能够促进社会资本的利用与积累,使“制度性事实”得以继续长久的存在。最后,通过思考名器对现代的法治构建,商业品牌树立等借鉴意义,理解“名器”在社会形态再生产中的作用,“明分定位”,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再分配。从而促使人们树立正确的名器观,通过解决当下中国存在的某些问题,促进社会稳定建设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