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现代经济学家开始把关注的重点从早期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知识和人力资本转向制度因素。对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是近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一个活跃领域。在这类研究中，大多数经济学家侧重于对正式制度的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诺思，同时，包括诺思在内的一部分经济学家，也引入“非正式制度”的概念并把非正式制度看作是正式制度的基础和补充，以此来解释正式制度所不能解释的经济增长差异。但是，与对正式制度的研究相比，如何分析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来说则更不成熟和更为零散。　　 鉴于非正式制度是一个庞杂的概念，本文将只讨论其中对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信任。Arrow有一句经典性的名言：“信任就是经济交换的润滑剂，是控制契约的最有效机制，是含蓄的契约，是不容易买到的独特的商品……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经济落后都可以通过缺少相互信任来解释”。Arrow的这种猜想得到了部分经验研究的证实。Knack& Keefer(1997)，Zak& Knack(2001)，Porta et al(1997)，Gratano、Inglehart and Leblang(1996)，张维迎及柯荣住(2003)等人的研究结果均表明，人们之间的信任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　　 但是，如何解读其中的机制呢? Arrow本人并没有进行。上述经验研究结果也没有给出令众人信服的理论解释。　　 本文力图在前人对信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现有的研究(文献)进行整合、深化和完善。这种整合和完善的根本立足点是：把市场交易与分工之间的互动关系视为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和主要线索，而社会中存在的信任程度则是强化这种互动关系的核心因素。因为，信任是通向合作道路的基石。　　 经济世界中的一个基本现象是，如果人们交易合作，使其经济活动专业化，然后交换其所需的货物和服务，那么他们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东西。专业化分工一方面会带来生产率的提高，但与此同时，也会带来市场参与者之间的行为协调问题。于是，也就产生了组织问题，包括企业内部的组织和企业之间协作的组织等。　　 因此，本文的核心是：通过“信任”这一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特殊关系的概念，讨论这种关系怎样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具体地说，本文将通过下述三个方面的集中讨论来回答这一问题。　　 第一，信任如何影响社会专业化分工、交易和市场运行，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第四章)。本文把经济增长视为是一个分工拓展和专业化深化的过程，而市场是其中的核心机制(“斯密定律”和“杨格定理”)。　　 市场本身为人们相互合作、谋求共同富裕提供机遇和刺激。但是，社会成员在市场上相互合作的能力取决于隐含在习俗、传统、准则这类制度中的信任程度。这些因素本身就是市场结构的主要骨架，一方面为分工的不断拓展提供基础，另一方面为市场提供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机制。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应该有足够程度的信任隐含在社会中，使个人能够自行地组织起企业、网络等市场关系。我们这么说，并不是要否认其它制度因素的重要性。现代的所有经济活动都是由要求高度社会合作性的组织而非个人来执行的。产权法、商业法等正规的契约制度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必不可少的制度基础。但是，如果在这些制度基础之上再加上信任，那将会使市场经济运行得更有效率。　　 第二，信任如何影响企业的组织形式和规模(第五章)。科斯指出，交易成本的边际条件决定企业与市场的边界。我们进一步指出，决定这种交易成本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信任。　　 更具体地说，市场规模的扩大会促进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企业内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分工的细化，交易成本会增加。为保证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收益大于所增加的交易成本，企业会寻求变革组织形态和结构以降低交易成本。但是，哪一种企业组织形态能够更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信任程度。在低信任度社会，流行的是家族企业，而大型企业往往是由政府组建或支持而形成的。但在高信任度社会，初始形成的小型家族企业较容易发展成为大型的专业管理型企业。　　 第三，信任如何影响企业之间的组织形态(第六章)。现代企业基本上是以专业化分工协作为基础，通过市场交换来获取专业化分工带来的收益。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企业之间也可能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为了有效地获取这种收益，降低交易成本，企业往往会寻求在他们之间建立起一种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以各种方式建立起来的信任，是这种合作关系的基础。　　 至于第二和第三章，则为上述三个方面的讨论提供某些理论基础。　　 第二章要证明的是：标准的新古典理性选择模型(假设100％的理性、100％的自利和100％的自我约束)根本无法讨论“信任”问题。信任从来不是理性计算的结果。信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类历来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要准确把握信任的本质和它在经济活动中的真实意义，我们就必须从修正新古典主义的“人的模式”开始，采用行为经济学的假设，即有限的理性、有限的自利和有限的自我约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信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信任在前述三个方面的主要影响，是通过降低经济行为者的交易成本来实现的。第三章讨论的正是这类机制的一些理论基础，包括不同学者对交易成本、信任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信任本质上体现的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特定类型的关系，是影响人们交易行为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对这一论断，经济学家基本上没有争议。但是，如何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却有着各种理解。这种分歧主要源于对交易成本概念的不同解读。因此，真正理解交易成本的本质及其构成，对于考察信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影响路径，是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　　 第一，“斯密定理”认为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杨格定理”把斯密定理与经济增长直接结合起来；本文则通过分析进一步指出，分工和市场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信任程度。　　 第二，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明确指出：信任是通过“分工与市场规模、企业成长和产业组织形态发展演变”这三种机制而影响到经济增长的；　　 第三，信任对交易的影响，不仅表现为能降低交易成本，而且更重要的是信任对交易方式和货币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第四，信任本质上作为一种特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就是不信任的收益。如果不能从正式制度层面降低不信任的收益，就不可能提高一个社会的信任程度，并影响到社会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