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随着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断发展,量刑建议精准化的改革也在不断向前迈进。从以幅度刑量刑建议为主,到以确定刑量刑建议为主幅度刑为辅,再到确定刑量刑建议适用于所有认罪认罚案件,逐步提高量刑建议的精准度。量刑建议精准化有助于提升刑事案件的诉讼效率,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但是,现如今关于量刑建议精准化的争议不断,主要集中在量刑建议精准化推行的过程中,检察机关的权力不断扩张,强势主导量刑建议的形成导致被追诉方的意见无法有效表达,以量刑建议制约法院的量刑裁判引发公诉权力变化的争论。因此有必要对精准量刑建议的形成机制和采纳机制进行合理规制,以提升量刑建议精准化改革的实效。本文首先从我国量刑建议精准化的现状与理论分析出发,从实践和理论层面分别对我国量刑建议精准化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实践层面,通过研究当前在2018年《刑事诉讼法》和2019年《指导意见》中对量刑建议精准化的相关规定,分析两部法律文件中关于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建议规范模式,总结立法层面的模糊与矛盾;通过调查研究东西部2个地区的认罪认罚情况,总结出我国量刑建议精准化改革过程中存在着量刑协商形式化和量刑建议采纳率畸高的问题。理论层面,分别对现存的是否应当推行量刑建议精准化之争和精准量刑建议的性质与效力分歧进行讨论,对量刑建议精准化改革背后的学理进行探讨。从量刑建议精准化实践问题和理论分歧中,归纳总结阻碍当前量刑建议精准化改革的原因。在审前阶段,检察机关基于强势地位和资源优势,单方主导量刑建议的生成。被追诉方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由于缺乏有效的律师辩护和法律帮助,真实意见无法得到有效表达,由此形成的精准量刑建议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也备受质疑。在精准量刑建议采纳过程中,精准量刑建议的裁判制约力不明。由于在《刑事诉讼法》第201条中对“一般应当”采纳标准和“明显不当”调整标准规定不明确,导致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之间存在分歧和矛盾,检察机关通过抗诉等方式积极追求精准量刑建议的高采纳率,而审判机关基于司法责任制往往在审判实践中对量刑建议严格审查。在规制精准量刑建议形成的过程中,构建控辩双方平等协商机制至关重要。主要从实体和程序两个维度对量刑建议的形成机制进行规制。实体层面,通过制定量刑规则和标准,建设智能量刑辅助系统提高检察机关的量刑和协商能力;通过完善值班律师制度保障被追诉方平等协商权利;通过积极听取法官意见和充分利用庭前会议制度使审判机关提前介入量刑协商,以上述措施为着力点保障精准量刑建议符合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真实性、自愿性与合法性的客观需要。程序层面通过完善量刑协商前的证据开示制度,明晰量刑协商的听取意见模式,明确量刑协商的透明和记录义务,构架信息均衡、对话平等、公开公正的量刑协商程序。在精准量刑建议采纳的过程中,明确量刑建议权和量刑裁量权的权力配置格局并未发生改变,但是精准量刑建议能使检察机关发挥公诉权对审判权的制约作用。量刑建议存在裁判制约力是因为以合意促效率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精髓所在,而且检察机关提出合理的量刑建议的基础较为完备,同时也能满足被追诉方对国家司法公信力的信赖。通过对量刑建议精准化的审核机制进行规制,协调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的分歧,实现量刑公正和量刑效率的均衡。通过对2018年《刑事诉讼法》与2019年《指导意见》进行分析,对法院采纳精准量刑建议的行为进行类型化分析,明确一般应当采纳量刑建议和可以不采纳量刑建议的不同情况。同时,规范审判机关对精准量刑建议的审核机制,明晰精准量刑建议的采纳标准和调整标准,明确精准量刑建议的审查程序和调整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