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自回归之后,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以及社会环境都有所变化。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有一个高度负责的政府;经济的发展,要求有一个高效率的政府;公民社会的日趋成熟,要求有一个高度透明的政府。政府的运作和政策制定需接受公众更广泛的监督和面临更大的舆论压力,愈来愈多的人要求政府的主要官员对自己制定和执行的政策负责,并应为施政的失误和政策的失败而辞职。首届特区政府施政过程中面临和出现的一些问题,也进一步激发了市民对政府问责的要求,香港主要官员问责制度(简称香港问责制)应运而生。香港问责制明确了问责的主体为行政长官,他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选任问责官员,向特区政府和人民负责。问责客体为十四位主要官员,他们与行政长官的施政理念保持一致,全部进入行政会议,参与特区各重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接受行政长官、立法会、新闻媒体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问责制的主要内容包括明确问责官员的权力和责任以及他们与立法会乃至公务员系统的关系,细化问责官员的利益申报、离职及缺勤等各项事宜的规定;配合问责制的实施,重新调整政府行政架构。问责制的运行机制,则可以概括为立法会的运行、行政长官的权力使用、公务员系统的运作、新闻媒体的监督及人民群众的监督等方面。本文通过对香港问责制产生背景、过程和内容的介绍和分析,对问责制作出了客观的评价,指出其优点和有待完善之处,并阐述了问责制对香港政治、社会和经济各方面的影响,从而说明问责制是香港通向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和途径之一。作为对责任政府的回应,香港问责制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