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刑事诉讼法》增加了辩护律师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这一内容,但是对于辩护律师核实证据的内容、范围及方式,立法却没有作出细化规定。新修改的2018年《刑事诉讼法》保留了该内容,对辩护律师核实证据权的规定较之2012年没有变化,仍仅用一句话概括,相关司法解释也没有提及辩护律师核实证据的相关问题。由此引发了诉讼实践中辩护律师的核实证据权无法得到充分保障等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上述问题也存在着较大争议,基于此,文章对核实证据的基本原理进行了分析,揭示了我国辩护律师核实证据权现状下存在的立法和实践问题,并借鉴域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对如何完善该权利提出了若干建议。首先,对核实证据权基本性质与价值进行分析,确定辩护律师核实证据权的性质不同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阅卷权。并从实体、程序、效率三角度切入,肯定辩护律师核实证据权的重要价值。其次,探讨该权利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目前仅有《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四款对该权利做了概括规定,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对该权利进行细化说明。立法方面存在权利内容不明确、范围不清晰、方式不确定等立法模糊以及相关救济措施的立法空白等问题,实践方面辩护律师核实证据会引发一系列执业风险问题。最后,结合域外国家的成熟做法,对我国辩护律师核实证据权的完善提出建议。具体而言,关于辩护律师核实证据的内容,只要是辩护律师主观上有疑问,客观上不一致的证据都可核实。关于核实证据的范围,辩护律师既可对实物证据进行核实,也可对言辞证据进行核实,但是同时也应当禁止辩护律师披露一些诸如个人信息、同案犯在逃信息等在内的敏感信息。关于核实证据的方式,原则上可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示部分证据材料,但为避免引发不必要的诉讼风险,提高司法效率,对于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可限制为只能用口头交流方式进行核实。同时也要完善辩护律师核实证据权的相关救济措施,适当扩大辩护律师执业活动中的刑事豁免权,更好地促进辩护权、质证权的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