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迅猛发展,科技在人类社会进步与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举足轻重,科技的发展与经济增长呈现出鲜明的正相关系,并对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科技对经济和社会巨大的推动作用使人们意识到公民素质提高的重要意义。科普是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的主要手段,而科普政策作为调节科普资源的有力杠杆与促进科普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力,其优劣将直接影响科普事业的发展是否顺利和健康,进而对提高公民科学素质以及推动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科普政策进行深入分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研究在对科普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研读的基础上,以文献计量学理论与政策工具理论为支撑,通过社会网络分析与内容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对我国国家层面科普政策文本进行了深入挖掘,探求科普政策文本中难以直接观察到的问题,以期对我国科普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为提高科普政策质量和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提供理论支撑。本研究以国家层面科普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这些政策的颁布与实施为我国国民科学素质提升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也为我国科普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本研究通过文献计量方法,对收集来的511项科普政策文本进行深入研究,对政策文本载体形式、政策数量发展、科普政策时间序列进行了统计与分析。从政策文本载体形式上看,可将其分为3大类,即行政法规和法律化科普政策,该类政策约占我国科普政策总量的3.1%;以部门规章为载体的科普政策,其数量约占科普政策总量的14.5%;以规范性文件为载体的科普政策,该类科普政策所占比例约为82.4%。从政策发文量上看,科普政策数量呈现出“渐进式与激增式”相结合的发展趋势,初始阶段发文量相对平稳,2005年之后激增趋势明显。从科普政策时间序列上看,我国科普政策的历史演变可以划分为3个发展阶段,科普政策初始阶段(1994-2001年),这一阶段科普政策强调围绕经济建设及提升公民科普意识展开,为国家经济战略服务成为当时科普工作的主基调;科普政策发展阶段(2002-2005年),这一阶段科普政策着重强化科普基础性设施建设;科普政策密集阶段(2006-至今),这一阶段科普政策强调公益性科普事业与经营性科普产业并举。通过对科普政策发文主体分析发现,其规模性较大,我国整体科普政策的颁布仍然以单独政策主体发文为主,联合发文的政策数量虽占政策总数的比例不高,却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科普政策呈现“政出多门”的特征。通过对科普政策制定主体网络特性及其“主体与主题”关联性分析得出,科普政策主体网络结构存在“小群体”现象。科普政策主体聚焦点重叠现象明显。本研究还以政策工具为视角,利用内容分析方法对科普政策工具选择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频率最高,供给型政策工具次之,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率最低。进一步挖掘发现,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法规管制类工具所占比例最高,策略性措施类工具次之。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公共服务类工具所占比例最多,其余各政策工具呈均衡之势。在需求型政策工具中,总体存在严重的缺失现象。总之,环境型政策工具显分化之态,供给型政策工具呈均衡之势,需求型政策工具突缺位之形。为了体现科普政策文本的核心内容及其动态趋势,首先利用ROSTCM词频分析软件对关键词进行了提取,构建了关键词共词矩阵、相关矩阵和相异矩阵,之后运用UCINET和SPSS软件对关键词进行了聚类分析、多维尺度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对科普政策结构进行了剖析。分析得出,科普政策内容涉及主题广泛;科普政策内容聚焦点清晰;科普政策内容设计存在缺陷;科普政策结构不合理。通过研究,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我国科普政策历史演进阶段性特点显著;(2)科普政策发文量呈“渐进式与激增式”发展;(3)加强政策主体间的协同性是解决政策主体间合作程度不高以及资源浪费问题的实践进路;(4)优化政策工具结构是完善科普政策工具体系的有效途径;(5)修正科普政策内容设计缺陷及政策结构不合理问题是完善科普政策内容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