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变迁,我国经济总量不断增长,人民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也逐渐提高,具有风险保障与投资双重功能的商业保险逐渐进入我国居民家庭的视野当中。当前,我国保险市场规模总量位居全球第二,然而我国居民的保险密度与保费深度却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商业保险市场发展质量较低的现状,既不利于为我国居民家庭提供保障,也不利于我国保险市场的良性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自2016年被首次提出以来,其迅猛的发展使得我国越来越多的家庭能够享受到普惠金融的服务,保险行业的发展状况也因此得到了一定改善。因而,以家庭个体作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商业保险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理清二者之间产生影响的传导路径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生命周期假说、流动性约束及金融社会化相关理论,从理论层面上提出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保险决策传导机制的理论推断,如收入机制、流动性约束机制、社会互动机制及金融素养机制。其次,本文利用了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问卷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次级指数,即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作为解释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同时,本文也探索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不同险种需求的影响差异。此外,本文还利用了中介效应模型对其中的传导机制进行验证,并从年龄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视角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实证结果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与居民家庭对商业保险的参与程度,需求程度呈正向变动关系,居民家庭所在城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普及程度越高,则居民对于商业保险的购买意愿越强烈;（2）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比使用深度对家庭商业保险需求的促进作用更大,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的促进作用比商业人寿保险更大;（3）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居民家庭收入增长,提高居民家庭对商业保险的购买力;（4）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缓解居民家庭面临的流动性约束问题,释放居民家庭因资金短缺而抑制的商业保险需求;（5）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居民家庭之间互动沟通,提高居民对商业保险的信任程度与购买意愿;（6）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改善居民的金融素养,增加其对于保险产品的购买概率;（7）数字普惠金融在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的地区对家庭商业保险需求促进作用不平衡且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促进作用也具有显著差异,户主年龄大于40岁的家庭受到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大。根据以上结论,本文对政府与保险企业分别提出了政策建议。首先,对于政府部门的建议是应当提高对于数字普惠金融与保险业之间的关注程度,切实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成果转化为居民收入的增长,多渠道普及金融知识,拓宽居民企业信贷渠道,增强居民间的社会互动程度,着眼于数字普惠金融在地域间的均衡发展,对待有关数字化金融创新等新兴事物具有更加包容的态度。其次,本文建议保险公司加强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关注弱势群体的需求,注重品牌形象的建立与宣传,兼顾前端营销人才与后端金融科技人才的共同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