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是世界上最具经济发展潜力的区域,也是区域内外大国力量反复折冲的区域。东北亚区域合作与安全一直是中国政府高度关切的议题,与中国的国家利益紧密相关。然而,东北亚随着区域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安全问题凸显,东北亚区域合作面临诸多困境。除了严峻的现实问题,“区域化”、“安全化”这对经典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也局限性凸显,对区域合作与区域安全这两个重要国际关系问题面临解释力困境,亟待理论创新。基于东北亚区域合作面临的理论和现实困境,本文在审视区域化、安全化理论的基础上,尝试提出“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这一新颖的分析视角。在分析“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现实的基础上,对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现实和一般性原因进行了探讨,主要以欧盟危机案例论证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的现实性,从相互依存和相对收益的视角分析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的一般性原因。在此基础上,论文引入了“区域化成熟水平”、“区域化意向与现实”两对新变量,进一步丰富“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的内涵;在分析“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一般性原因的基础上,引入“全球疫情”和“民粹主义”作为其特殊性原因,补充完善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理论。国家与军事同盟在东北亚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东北亚区域内复杂的国际关系下,中日韩三个主要东北亚国家在经济、安全等领域的互动最为紧密,既有在区域化层面的积极互动,也存在安全化层面的消极互动。与此同时,美国作为东北亚最具影响力的域外国家,其主导的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经过70年左右的演变,深刻影响着东北亚区域合作与安全。通过研究中日关系与美日同盟、中韩关系与美韩同盟的互动关系,揭示美国介入东北亚事务及其主导的军事同盟加剧了东北亚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东北亚区域合作是一个“不成熟的区域化”。主要表现在:东北亚缺少主导国推进区域合作、缺少系统性的制度安排。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区域化意向与现实存在显著差异。在经济层面,东北亚区域内经济合作机制及东盟主导的“第二轨”机制的“理想蓝图”和现实推进存在巨大反差。在安全层面,东北亚面临着多边安全机制困境以及军事同盟对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供非所求”问题,东北亚安全治理的区域化意向与现实也存在巨大差异。民粹主义和全球疫情是东北亚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的特殊性原因,二者均已突破了本身的概念范畴,对东亚区域合作与安全造成强烈冲击。反建制、经济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是民粹主义外溢最为显著的特征,对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制度化进程、东北亚国家关系带来消极影响。而全球疫情作为一个公共卫生概念,早已突破了其固有的概念范畴,上升为逆全球化的主要推手。全球疫情也被政治化和过度安全化,成为西方国家攻击中国的工具。在全球疫情和民粹主义两个特殊性原因的作用下,东北亚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愈发凸显。面对东北亚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的严峻挑战,需要有针对性的提出缓解对策。首先,国家和同盟在东北亚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可尝试推进东北亚区域内大国协调和分歧管控,主要包括通过中美分歧管控和大国协调推进东北亚区域合作和朝鲜半岛无核化。第二,基于东北亚区域化意向与现实的差异,可尝试推进东北亚区域合作制度对接与安全治理。主要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对接以及推进东北亚多边复合安全机制的建设。第三,需要积极应对疫情与民粹主义挑战。主要包括扩大中国抗疫“朋友圈”,反击国外民粹主义者“污名化”中国。第四,以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新安全观”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推进东北亚区域合作为引领,缓解东北亚区域合作进程中的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