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实施近20年,尤其2010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实施“彩虹计划”大幅度提高工资集体协商的覆盖率以来,企业行业集体协商覆盖率大幅提高,但实际成效有限。因为工资集体协商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推行,缺乏员工参与和企业工会职能发挥。在自上而下集体协商艰难推进的同时,自下而上市场化的集体谈判在悄然生长,往往以集体行动开始,以集体谈判告终。并且自下而上由劳方发起的需求诱致性集体谈判比大规模自上而下由政府推行的集体协商更能解决劳资矛盾。这种集体谈判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哪些因素促进了集体谈判机制的形成?在理论上还是未解的难题。同时,由于中国的劳资政格局与西方不同,西方集体谈判理论不能解释中国的实际,中国需要构建自己的集体谈判形成理论。本文在文献综述基础上,建立了需求诱致型工资集体谈判机制的理论模型,以盐田国际、南海本田和先端精密三个代表性案例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实地访谈、二手资料收集、扎根理论分析等研究过程,对“需求诱致型工资集体谈判形成机制”进行了系统分析和研究,得出了适用于中国情境下的工资集体谈判形成机制理论,研究发现：影响需求诱致型工资集体谈判形成机制的因素包括5个层面20个因素,这5个层面的作用机制并不一致,劳方是发起者、直接参与方,是集体谈判机制形成的必要条件。资方是直接参与者,其妥协让步是集体谈判机制形成的关键因素。政府第三方是协调者,是集体谈判机制形成的重要因素,政府的态度及行为直接决定集体行动是否走向集体谈判。第四方力量包括媒体、律师、学者、NGO组织是集体谈判机制形成的外部推动力,它们加入增加劳方砝码,促使集体谈判形成。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是集体谈判产生的“时势”,“时势”影响集体谈判的形成和发展及未来走向。需求诱致型集体谈判是由劳方发起、资方让步、政府第三方推动、第四方力量协助等多方合力下形成的。同时为了检验此理论,本研究选用了奇利田高尔夫用品深圳有限公司和常德沃尔玛2024常德店两家企业的集体谈判案例来进行检验。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更好促进集体谈判机制的形成,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应该增强劳方力量和加强工会建设,资方要转变观念和构建劳资共赢的劳资协商沟通制度,政府第三方要积极推动,搭建劳资协商平台,充分发挥媒体、NGO、学者等第四方力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