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金融集聚的制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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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区域在全球多极化格局中的地位极其重要,新疆因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成为名副其实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简称“丝路”核心区),肩负着贯通东西、连接中亚的历史使命。金融资源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集聚与扩散已成为全球金融业演变的大趋势,金融集聚水平的高低决定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力度的大小,“丝路”核心区金融集聚水平偏低,极大地限制了其支持“丝路”建设功能的发挥。主流经济学长期将制度视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直到新古典经济学陷入困境,理论界才开始将视线投向制度和历史,已有文献多从区位选择、产业集聚和金融地理视角对金融集聚进行研究,低估了制度建设在金融集聚过程中的重要性,以金融变迁故事及其历史逻辑为根基的制度分析范式无疑能更好地解释金融集聚问题。基于上述三大研究背景,本文构建了“产权-市场-法律”三元制度分析框架,沿着“政策解读与理论推演——现行制度下‘丝路’核心区金融集聚现状——制度变迁区域差异对金融集聚空间非均衡的影响——制度对金融集聚的因果效应与中介效应实证检验——‘丝路’核心区金融集聚面临的制度供求矛盾分析——提升‘丝路’核心区金融集聚水平的制度选择”这条主线对“丝路”核心区金融集聚问题进行研究。在分析制度与金融集聚内在逻辑关联一般性规律的基础上,以“丝路”核心区实际问题为导向,探寻解决“丝路”核心区金融集聚问题的制度进路。这是对“丝路”核心区金融集聚理论系统化、模型化的进一步探索,同时可为其他地区金融集聚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现行制度下,“丝路”核心区金融集聚水平在全国格局中的地位长期偏低。从金融细分行业(即: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角度构建金融集聚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法进行测算,结果显示“丝路”核心区金融集聚水平较低,极大地影响了其“一港、两区、五大中心、口岸经济带”宏伟发展目标的实现,制约了其金融支持“丝路”建设应有功能的发挥。进一步,借助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Kernel密度估计和Markov链分析等技术与方法考察金融集聚区域差异来源及其动态演进趋势,结果发现受金融集聚的马太效应、发达地区的虹吸效应及俱乐部收敛趋势的影响,“丝路”核心区金融集聚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极易陷入金融集聚的“贫困陷阱”。制度是影响金融集聚的重要因素,“丝路”核心区金融集聚面临着不可忽视的产权制度、市场制度和法律制度约束问题。基于金融集聚的制度影响因素考察视角,参照“结构主义”的功能结构标准,本文构建了省域制度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法进行测算,结果发现源于经济转轨时期特有制度安排带来的影响,各省份间制度变迁的差异明显,差异化的制度环境为区域金融集聚的空间非均衡局面埋下伏笔,且制度环境区域差异呈现出的特征与金融集聚的区域差异特征基本吻合。基于2006-2019年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借助面板回归模型、变系数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制度环境对金融集聚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各项制度对金融集聚的影响及其间接影响的传导路径,结果表明:优化制度环境能够显著提升金融集聚水平,但制度环境对金融集聚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阶段异质性和个体异质性;产权制度、市场制度、法律制度对金融集聚水平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且各项制度因素均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城镇化和信息化间接影响金融集聚水平。“丝路”核心区金融集聚对制度产生的需求长期得不到有效满足,制度供给缺口致使制度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完善,制度环境对金融集聚的促进作用无法充分发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城镇化建设和信息化发展在制度与金融集聚间的传导作用也面临诸多阻碍。究其原因,受我国社会独特的二重制度结构、金融改革服务于整体改革并滞后于整体改革进程的影响,国家偏好成为制度安排的决定因素,国家拥有对金融业的绝对控制力,在当前的金融体制机制下,金融集聚相关制度的需求来自地方,而制度的供给却由中央主导,从而诱发“丝路”核心区金融集聚的制度供求主体不匹配的问题;在国家统筹发展的大局下,“强制性+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模式及其“路径依赖”特性带来的制度刚性、时滞效应及高昂的制度创新成本等问题,使得“丝路”核心区金融资源集聚过程中对产权制度、市场制度和法律制度产生的需求均无法得到有效满足。金融集聚是金融资源和金融系统的规模、层次和功能等的时空演变,金融资源与区域地理、经济、文化及其他产业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结果,不仅要求金融体制的全面改革和金融资源的协调配合,还需要特定的制度环境以保障各项制度的实施,因此,优化制度环境是提升“丝路”核心区金融集聚水平的必由之路。本文建议“丝路”核心区继续坚持以金融中心建设为抓手,以支持“丝路”建设为导向,突出对中亚的特色,将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有机结合起来,积极打造中亚区域国际金融中心,依托自贸试验区推进金融中心建设,并在此总体发展思路的指引下,坚持制度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城镇化建设、信息化发展相结合,继续加快产权制度、市场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为金融集聚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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