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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煤和石油等大气污染物高排放的化石能源消费总量急剧攀升,导致SO2、NOX、PM2.5等为主体的跨区域、复合型大气污染日趋严峻。目前,中国的PM2.5年均浓度已严重超标,区域性特征日益突出,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健康损失和经济损失,雾霾污染已经成为中国最为突出的大气环境污染问题。考虑到当前属地管理模式及省际自身发展差异,对雾霾污染减排成本的准确测算和合理分担是实现区域合作治理的前提,对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对中国雾霾污染时空差异进行分析,对省际差异的关键因素进行识别和贡献率测算,然后综合使用修正后的DICE模型、C-D生产函数、Ramsey经济模型,从居民消费福利和经济生产两个角度对不同情景下中国雾霾污染减排的社会成本和边际减排成本进行测算,最后在考虑各省自身发展情况和减排潜力下,构建公平合理的节能减排成本分担和补偿机制,为雾霾污染减排治理和区域联防联控提供参考。本文首先根据中国雾霾污染省际差异情况,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人口因素、经济发展因素、工业化水平因素、外商投资因素以及能源强度因素提取雾霾污染的关键因素,测算其贡献率。研究发现,人口因素和工业化水平是造成PM2.5排放增加的最主要因素,占比43.80%和42.81%,经济发展贡献次之,占比26.04%,外商投资因素贡献相对较少,而能源强度出现“回弹效应”,和PM2.5浓度呈负相关,即随着能效的提升,能源服务的边际成本在下降。然后对DICE模型进行修正,引入累积浓度概念和减排比例,从未来的视角测算并比较不同情景下中国PM2.5污染的减排成本。研究结果发现,从消费福利角度来看,PM2.5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成本,二级、一级和WHO三种情景下PM2.5的单位社会成本不断增加,分别从2000年的175.20亿元、272.53亿元和613.20亿元增长至2030年的6665.09亿元、15415.61亿元和23327.81亿元,年均增长14.01%、16.46%和14.02%,降低了居民消费水平。2000-2030年,三种情景下单位PM2.5浓度总社会成本分别为98081.14亿元,224631.70亿元和343283.99亿元,因此,减排控制程度越高,社会成本越大,对人民消费福利的影响越大。从经济生产角度来看,2000-2030年二级、一级和WHO三种情景下PM2.5边际减排成本分别从2846.88亿元、13895.07亿元和23392.49亿元增长至5828.32亿元、23757.52亿元和39166.49亿元,然后减少至4337.39亿元、24820.64亿元和42267.85亿元,PM2.5减排具有规模效应,累积浓度越大,为达标准的减排控制率越高,相应的边际减排成本越大。从二级情景到一级情景,减排率增至2.10倍,边际减排成本增至3.66倍,从二级情景到WHO情景,减排率增至2.37倍,边际减排成本高至6.80倍,所以二级情景下边际减排成本最优,达到标准的经济影响最少,其他两个情景的经济代价过于高昂。接着,充分考虑区域雾霾污染排放权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从减排责任、减排能力、减排潜力和经济发展四个维度构建减排成本分担体系,并借助TPOSIS模型对不同情景下减排总成本进行初始省际分配。考虑到公平原则下的减排效率问题,对于减排成本较高、减排潜力有限的省份,将部分减排责任转移到减排成本较低、减排潜力较大的省份,同时支付一定的经济补偿,从而充分挖掘各省节能减排潜质,构建包含效率和公平因子的雾霾污染减排成本分担及补偿机制,以期通过支付最低的减排成本达到最终减排目的。以二级情景减排责任分担方案为例,为了实现年均浓度35ug/m3的减排目标,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等省份减排成本最高,2000-2030年分担总成本分别为163356.85亿元、153434.42亿元、170354.07亿元、140707.97亿元、129577.85亿元和141679.95亿元,这些省份承担了最小的减排责任,但同时需支付18152.93亿元、55167.58亿元、41005.67亿元、25762.80亿元、26246.31亿元和19816.20亿元的成本补偿。同时对于内蒙古、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减排成本相对较少、减排潜力较大的省份承担了更多的减排责任,考虑到公平和地区的发展,它们分别获得38111.92亿元、38058.68亿元、29818.54亿元、36597.35亿元、40712.50亿元、42092.09亿元和37883.90亿元的补偿。最后,对本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针对雾霾污染控制、治理及省际协同减排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该论文有图12幅,表29个,参考文献15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