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消费中信息资源不平衡情况加重,消费者弱势地位突显,仲裁协议容易被经营者滥用。经营者多选择距离自身较近且仲裁费用高昂的仲裁机构,从而致使消费者维权不便,维权成本与维权效益的衡量会吓阻消费者的权利诉求。因此,有必要对网络消费仲裁协议的效力进行特别规制,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文章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就网络消费仲裁协议效力有关问题及其规制路径进行分析。第一部分主要从仲裁协议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入手,分析仲裁协议效力理论在网络消费中的适用困境。一方面,网络化是网络消费仲裁协议所固有的性质,这使得其无论采取格式化还是非格式化形式都无法保障消费者就仲裁协议作出真实的意思表示。因此,仲裁协议“书面形式”要件的立法意图与“扩大书面解释”的考量因素之间产生了紧张关系。另一方面,签订仲裁协议的双方应当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而我国未成年网民数量增多,实务中仲裁协议实际签订主体的民事行为能力难以举证证明。同时,在网络消费环境下,消费争议带有更为明显的社会公益性,这对网络消费争议可仲裁性认定产生影响。因此,网络消费仲裁协议实质要件的认定受到冲击。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在商事仲裁视域下,针对仲裁协议效力所采取的三种规制模式。虽然建立专门的消费争议仲裁机制有其独特的优势,但是鉴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完善的消费争议仲裁机制,在商事仲裁视域下对网络消费仲裁协议进行规制更为可行。通过对格式仲裁协议排除适用模式、仲裁协议公平审查模式及争议前仲裁协议无效模式的考察,在对比三者优劣后得出,争议前仲裁协议无效模式不仅可以将非格式化仲裁协议纳入规制范围,而且能够统一实践中的做法,节约司法效率,因此最具借鉴意义。第三部分写作核心在于,论证在网络消费领域采取争议前仲裁协议无效模式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并说明该模式的在制度建构方面所需注意的基本问题。首先,采取网络消费争议前仲裁协议无效模式符合人文关怀中弱势群体特殊保护的要求。其次,网络消费争议前仲裁协议无效模式可以修正前述仲裁协议效力理论在网络消费领域受到冲击的问题,平衡好仲裁发展与消费者保护。再次,明确争议前仲裁协议无效模式的适用应当限于网络消费而非传统线下消费领域。最后,说明法经济学提出的争议前仲裁协议无效模式会增加经营者争议解决成本、降低市场服务质量的质疑是缺乏合理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