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创作需要对海量文本和数据进行分析,若这些文本和数据中包含有受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则人工智能对其利用面临着侵权风险。我国目前的合理使用制度并不适用于人工智能创作,开发者为规避著作权侵权风险和高昂作品获取成本,使用公有领域的低质量文本和数据训练人工智能,这些片面、不完整的数据会造成人工智能输出偏见,进而影响社会公共利益。因而,解决人工智能创作中的著作权合理使用问题具有必要性。理论上,将人工智能创作纳入合理使用制度具有合理性。人工智能创作对作品的使用独立于作品原初价值,不存在向著作权人付费的基本理据,著作权人对作品智能化利用的垄断不具有正当性,应将不正当的垄断权让渡给社会公众。此外,人工智能使用作品的许可市场存在失灵,将人工智能创作纳入合理使用制度是对市场失灵的必要回应,也符合社会效益最大化的需求。根据政策选择理论,著作权的保护力度应与国民经济、贸易和科技发展现状相协调,将人工智能创作纳入合理使用制度应是我国在数字时代的制度选择。实际上,将人工智能创作纳入合理使用制度也具有可行性。其一,人工智能创作对作品的使用具有内容转换性和目的转换性,人工智能创作的商业性不影响其构成合理使用。其二,人工智能创作对作品的使用是非表达性使用,不会将作品的原始表达传递给任何社会公众,不影响著作权人作品利益的实现。其三,人工智能创作对作品的使用符合三步检验法的要求,不影响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会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合法利益。最后,在将人工智能创作纳入合理使用的制度设计上,结合美国、欧盟、日本的合法化经验和我国著作权法律传统,笔者建议我国可以通过立法的路径,增设“人工智能创作例外”作为新的合理使用法定情形,即在修订《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时增设“为了创造新知识和新信息,可以对合法接触的作品进行计算机信息分析,但使用者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保证作品的安全性”,作为数字时代背景下对智能化利用作品需求的法律回应。待《著作权法》修改时机成熟之时,再将“人工智能创作例外”条款写入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中,与已有十二种合理使用类型相并列,作为我国合理使用的第十三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