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贻弓作为第四代导演中领军人物,与第四代导演面临着同样的转型困境,他们在继承中不断创新,选择了“改良”而非“颠覆”的道路,虽然他们对待创作转型有些力不从心,转型结果不尽人意,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这种成熟的艺术创作心态使得他们的艺术生命力更加持久,影响更加深远。他们在中国电影史上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是不可动摇的。笔者将把研究重点放在吴贻弓导演的电影转型方面,把吴贻弓导演的创作历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对其转型过程、转型原因、转型评价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这样可以避免单片分析的局限,相对客观地把握吴贻弓导演的创作困境和局限,从而更好地把握其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本文的第一部分主要梳理了吴贻弓导演的转型脉络,从主题、叙事策略、结构、镜头语言四个方面对吴贻弓的电影作品进行文本分析,通过前后期作品的比较得出吴贻弓导演的转型过程不是一个逐渐分裂和倒退的过程,而是不断汲取经验、总结失败的教训而不断跃向新高度的过程,是在对自我进行新的确认的过程。本文的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吴贻弓导演转型的原因。在客观方面,吴贻弓导演的转型与其创作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语境密不可分,新时期的电影思潮、文学思潮的影响以及转型中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是其转型的客观原因。在主观方面,吴贻弓深厚的文艺素养、个人独特的性格气质、与中国传统美学相契合的审美情趣以及在继承中创新的电影观念等主观因素又使得他的电影创作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艺术特质,影响着他的创作流变。本文的第三部分是对吴贻弓导演转型的得失评价。在“得”的方面,笔者认为吴贻弓导演具有创新精神,敢于突破自我,尝试各种电影类型,最终通过《阙里人家》完成了对自我的新的确认;他在继承中创新,善于自省,不断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重视从文学中汲取营养,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的独到把握以及对电影特性的驾轻就熟使得其电影作品获得了不同凡响的影响力。在“失”的方面,笔者认为,吴贻弓导演骨子里强烈的“精英意识”让其对社会转型期商业化大潮的到来表现出了些许不知所措,其作品难以引起评论界的关注以及观众的共鸣;他的后期转型作品在电影语言方面受传统观念的制约没有与时俱进,没有用现代化的艺术形式进行包装;吴贻弓导演美术功底的相对薄弱也使得他在电影语言形式创新方面无力抵挡住第五代导演的强势冲击;吴贻弓导演从政后角色、身份的转变颠覆了其原有的思维模式,使得其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有所变化,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吴贻弓作为一名电影导演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吴贻弓在豁达逍遥之时对生活和艺术的感悟力逐渐弱化,不如早期电影创作时的体验深刻,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后期转型作品所能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结语部分指出虽然吴贻弓的电影作品在转型期的电影市场的一片喧嚣中相对沉寂和不被关注,但是其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对文学作品的重视、对影片思想内涵的挖掘等等都为后来人的电影创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的艺术经验,这是值得提倡的。任何国家电影的繁荣都离不开文化底蕴的支撑,如果影片剥离了思想内涵,单单在形式技巧上下功夫,这对电影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