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斯诺在《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中指出，两种科学、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可理解的鸿沟，甚至是敌意与反感以来，两种科学、两种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一直未能从根本上得到消除，终于演变成为20世纪末轰轰烈烈的“科学大战”。与此同时，科学和平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SSK(即科学知识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强纲领宣言要求分享对自然科学的解释权，从而成为人文阵营的一支重要力量，参与到两种科学、两种文化的纷争之中。本文梳理了在“科学大战”的背景下发生在两种科学、两种文化之间的一场和平对话。这场对话是由SSK的爱丁堡学派领袖人物布鲁尔(DavidBloor)、巴恩斯(BarryBarnes)和亨瑞(JohnHerry)(简称BBH)合著的纲领性文献——《科学知识：社会学分析》一书引起的。在这本书中，BBH用简明的科学史实，论证了标志其认识论立场软化的新纲领——社会学有限主义。美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莫明接受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友好邀请”，就书中的主要观点和用以支持其理论的科学史实，与BBH在《科学的社会研究》上展开了一场和平论战，对BBH书中的社会学有限主义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如莫明通过对BBH关于证实(ModusPonens)等的讨论，批驳了BBH对归纳问题的解决；通过对分类知识在物理学中的有效运用，来反驳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认识论根基以及其对迪昂问题的社会学解决的；通过对占星术的讨论，反驳了BBH对科学划界问题的社会学解决等等。本文尽量采取客观的“描述”手法，对这场和平论争进行了展示，从而透视出在和平的条件下，两种科学、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的分歧与问题，并简单地分析了两种科学、两种文化的未来走向。 本文意义在于：(1)选取了在“科学大战”背景下的两种科学、两种文化之间的一场和平论战作为标本，指出在“科学大战”的局势下，即使营造出一个和平的对话环境，两种科学、两种文化之间的信任结构依然是无法建立的，并分析了出现这种现象症结之所在，从而透视出世纪之交两种科学、两种文化之间的复杂情节。(2)通过简单介绍SSK的后期纲领性文献——《科学知识：社会学分析》以及象征SSK认识论立场转变的社会学有限主义纲领，分析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纲领在SSK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其在实现SSK学科的“科学”定位中的作用，以及其在促进两种科学、两种文化和平对话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