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面临着协调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的严峻任务。为了早日实现碳排放达峰目标,政府采取了若干措施降低工业碳排放强度和改进生产结构。除了技术创新与生产结构变化,转变消费模式也可以进一步降低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本文基于居民消费调查数据,将全国的居民消费进行分解,利用环境投入产出模型（IOA）计算出2010、2012、2016年不同收入等级的居民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揭示居民消费碳排放的特征,并通过结构分解法（SDA）对其进行分解,识别关键的驱动因素及其贡献。结果表明（1）居民消费主要导致了电力、热力生产与供应、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碳排放。城镇、农村的中产阶级分别贡献了全国近50%、12%的居民消费碳排放。城镇间接碳排放增长速度减缓,农村则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2）城乡人均消费碳排放量相差近3倍,但近年来差距逐渐减小。城镇与农村人均碳排放相对差异最大的部门是交通运输设备、批发零售与住宿餐饮业,最小的是农业。城镇与农村都呈现出碳排放的不均衡分布,中产阶级的消费均贡献了50%以上的区域碳排放。城镇高收入者与中等收入者的碳排放组成差异主要是在金属冶炼与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化学产品等制造业与其他服务业（前者较高）,电力、热力的生产与供应、农业、食品与烟草业（后者较高）。农村最高收入者的碳排放水平与城镇中产阶级相当,但农村居民的电力、热力生产与供应业的碳排放占比较高,而城镇居民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和金属冶炼、压延加工业的占比较高。（3）对研究期内城乡居民消费碳排放增量进行结构分解,发现消费模式对居民消费隐含碳排放的拉动作用极大,其中中等、中高、高收入群体消费模式对碳排放起主导作用;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镇人口规模尤其是中高收入与高收入群体的大幅增加对碳排放的增长有很强的正效应,农村中产阶级人口数量的下降导致规模效应逐渐减弱甚至为负;碳强度的下降是降低碳排放的主要因素;经济结构在2010-2012年对碳排放的负效应较明显,但2012-2016年效应减弱甚至变为正值;直接能源消费对消费碳排放总量的增长有一定的贡献。特别的是,2012-2016年,城镇低、中低、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模式对农业、食品与烟草业、批发与零售业的碳排放有显著的负效应,抵消了中高收入及以上群体的正效应。农村中等收入以下群体的消费模式对农业碳排放增加也表现出了抑制效应。基于以上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转变消费模式。实行绿色采购政策激励,建立居民尤其是城镇中等、中高收入群体居住、家庭设备、其他支出的绿色合理消费模式,对家具、生活日用品适度消费,选择使用周期较长的耐用品,树立可持续性消费的理念,对部分奢侈品征收较高的税负。引导低、中低收入者低碳消费。另外,对于农村,增强农民消费能力,发展农业生产,加强农村商品的供应,完善流通体系,扩大农村消费品市场等,使农村居民消费模式绿色化。（2）通过调整能源供给结构和技术升级降低各行业的碳排放强度。特别是电力、热力的生产与供应业、金属冶炼与压延加工业和农业;（3）调整生产结构。对于电力、热力的生产与供应、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重要的碳排放转移中介部门,实施价格策略和总量限制,对于隐含碳排放强度较高的化学产品、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减少高碳强度中间产品的使用,降低生产过程的碳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