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是现代社会出现的一项基础问题,对人的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产生全方位的影响。个人信息保护需要多个部门法共同调整,形成公私法协同并进的规制路径,每个部门法都在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中起不同作用。个人信息权具有典型的民法特征,兼具人格属性和财产属性。因此,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在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中占据基础地位。我国《民法典》的出台顺应了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历史趋势,但其制度内容仍需做进一步的完善。国际上有两种个人信息民法保护模式,一种是隐私权保护模式,另一种是一般人格权保护模式,但均不适合我国。《民法典》采取人格权益保护模式,以具体人格权理论为基础,以知情同意权为保护核心,提高了个人信息的保护程度,但理论的不完全运用阻碍了个人信息的完善保护。《民法典》构建了基础的制度框架,使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进入了新的阶段,但同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绝对权属性存疑和客体界定标准的不精确阻碍了个人信息权的确立;第二,权利内容的疏简妨碍了个人信息的全面保护;第三,信息处理者的免责条款未配置侵权责任导致了责任体系的不健全;第四,《民法典》与相关立法的功能交错不利于《民法典》发挥应有作用。为了加快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发展进程,这些问题必须得到妥善解决。《民法典》是民事领域的基本法,而非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法,故其凝练规定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立法方式具有合理性。但《民法典》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仍需得到进一步完善,这种完善既需体现在《民法典》的框架之内,也应体现在其与《个人信息保护法》之间:第一,补强《民法典》在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中独特的权利保障功能,以权利保护和责任规范为立法重点,突出《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间的互补互动关系,并以《民法典》为基础完善配套立法;第二,《民法典》应舍弃“个人信息保护”的模糊用词,采取“个人信息权”的明确表达,明晰个人信息权具有绝对性和支配性的人格权特征,增加社会身份关联性为权利客体的辅助界定标准;第三,《民法典》应当明确设立知情同意权,增设限制使用权和可携带权,使个人信息权利足以覆盖信息处理全程;第四,《民法典》应补全个人信息民事责任体系,在已有的个人信息保护条款后直接对个人信息侵权责任进行规范,并确立差异化的归责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