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偶的诗“独开有宋风气”,在宋初诗坛乃至宋代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地位。而其“八年三黜”的贬谪经历对其一生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他的诗风形成与代表作的产生,皆与此密切关联。特别是他在贬谪商州时期的创作取向,更是对其个人的诗风变异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王禹偁早年取法白居易贬谪后大量创作的吟玩性情的杂律诗和唱和诗,而贬谪商州后,却学习吸收白居易贬谪前大量创作的讽谕诗,诗风也随之一振。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必然的原因?这个问题在学术上还是一个空白,但却值得探索与玩味。本文试图从王禹偶贬谪商州前后诗风的转变切入,探讨其中的原因,并以此为一个剖面,管窥宋初历史的走向对文人及文学创作的影响。全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全文研究的起点,着重考述王禹偶三次贬谪的政治原因及历史过程。第二部分将研究目光转向王禹偁商州之贬前后的心路历程与诗风变化。并以此为基点,着重论述“商州诗”在王禹偁个人诗歌创作乃至宋代诗歌史上的四大意义:强调文学所具有的独立价值;回归文学“诗言志”传统,强调诗主教化;从“学白”上升到“宗杜”;开拓了古体诗的理性品质。第三部分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力图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深入挖掘王禹偁贬谪商州时期“独异诗风”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文章认为,与元、白所处的中唐之际相比,王禹偁所处的宋初,无论就科举取士的规模与范围,还是以“许以风言”为表征的政治开明程度,皆为唐宋之际历史的大变化。王禹偁以“磨家儿”而登省试榜首,其后因直言敢谏,屡黜却又屡起,所谓“纵有薄责,旋即超升”,皆得益于这种“新变化”。文章的最后,将王禹偁贬谪商州时期的心态、创作与其自身思想气质联系起来,补充说明王氏思想与个性的交互摩荡对其较为乐观旷达的贬谪心态与诗风取向产生的不可忽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