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里,伴随着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规模持续扩大,我国农户的收入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非农经营收入逐渐成为大量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然而,大量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并未带来农业生产专业化进程加快,而是部分家庭成员非农就业,家庭成员内部分工,农户经营兼业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在兼业经营成为农户的一种常态化生产经营方式的背景下,兼业经营会给我国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影响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但众说纷纭,并未获得一致性答案。本研究基于湖北省七个县(市、区)的实地调研数据,从农户层面考察了兼业经营对水稻生产的影响机制及其效应。本研究不同于以往研究仅仅从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来简单概括兼业经营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并将影响的中间过程视作“黑箱”的做法,而是沿着对农户水稻种植全过程依次检验的思路,从多个视角考察兼业经营所导致的资源禀赋改变对农户水稻生产影响的作用机制。此外,与以往研究局限于考察兼业经营对粮食生产要素投入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不同,本研究还从粮食生产可持续性以及生产稳定性方面,检验了兼业经营对农户水稻生产保护性投入、水稻生产技术效率以及水稻生产风险的影响,从而基于“量”、“质”、“稳”三个层面综合考察兼业经营对水稻生产的影响效应。具体而言,全文共分为9章。其中,第1章是导论;第2章是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为本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3、4章分别是宏观背景、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从宏观与微观层面介绍农户的兼业经营与水稻生产特征;第5、6章是检验兼业经营对农户水稻生产影响的第一步实证(兼业经营对农户水稻种植决策的影响),分别考察兼业经营对农户水稻生产要素投入、生产保护性投入的影响,以确定兼业经营对农户水稻生产的影响机制;第7、8章是检验兼业经营对农户水稻生产影响的第二步实证(兼业经营对农户水稻种植决策实施结果的影响),分别考察兼业经营对农户水稻产出、生产技术效率以及生产风险的影响,以确定兼业经营对农户水稻生产的影响效应。第9章是全文结论与启示,总结主要结论,并得出相应的政策启示。本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有:(1)从生产要素投入角度看,兼业经营导致农户转出土地的概率加大,并使得农户显著地采取了“资金替代劳动”的生产策略,但兼业经营户仅提高了劳动替代性强的要素投入,而减少了其他农业生产资料的资金支出。此外,兼业经营对生产策略调整的作用显著地受制于农户的务农劳动力与农业基础设施状况。(2)从生产保护性投入角度看,兼业经营不利于水稻可持续生产,兼业经营程度越高,农户采取生产保护性投入的概率越低,这主要是由兼业经营的劳动力损失效应引起的。收入效应的积极作用,虽然使得兼业经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农户增加资金偏向型生产保护性投入,但二者之间最终呈现出倒“U”型关系。此外,务农劳动力老龄化与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将显著加剧兼业经营对农户水稻生产保护性投入的负效应。(3)从生产投入报酬看,由于不同兼业类型农户的资金与劳动力约束状况不同,纯农户、I兼农户与II兼农户的要素报酬存在明显差异,但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将显著提高农户的要素报酬。研究还发现,纯农户与I兼农户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而II兼农户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4)从“量”的角度看,虽然兼业经营在一定程度下有助于提高农户的水稻产出,但兼业程度的加深将显著降低农户的水稻产出水平,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而且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将显著加剧兼业经营负效应的凸显进程。(5)从“质”的角度看,兼业经营仅在一定程度下改善了农户的水稻生产管理水平,兼业经营程度的加深将导致生产管理粗放化,进而造成兼业经营与农户的水稻生产技术效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此外,研究发现通过技术效率改善而实现水稻增产的空间巨大。(6)从“稳”的角度看,自然风险的不可预期性以及劳动力约束,决定了兼业经营对水稻生产稳定的不利影响,兼业经营程度越深,农户的水稻产出波动越大,即生产风险水平越高。总体而言,兼业经营显著地减少了农户的家庭劳工投入、农资投入以及生产保护性投入,对水稻可持续生产带来不利影响并造成水稻生产波动加剧,这主要是由兼业经营引起的劳动力损失效应与“懈怠”效应造成的。但兼业经营与农户的水稻产量、生产技术效率水平之间却呈倒“U”型关系,这是因为兼业经营的收入效应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甚至超过上述不利影响,但资金对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却显著地受到外部条件的制约,尤其是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将显著加剧兼业经营负效应凸显的进程,从而使得兼业程度进一步加深后,兼业经营最终对水稻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兼业经营对水稻生产的不利影响应引起警惕,但不必过于担忧。当前的问题并不在于如何阻止兼业经营继续深化,而在于如何适应兼业经营这种常态化的农户家庭生产经营方式,满足兼业经营对农业生产提出的新要求,为农民提供更好的农业基础设施与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充分发挥兼业经营给农户带来的资金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