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从概念史视角切入1980年代娱乐片场域,以实现对新时期中国商业电影运动的历史考察。之所以选用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主要基于娱乐片概念的重要性、特殊性和1980年代社会转型期等诸多特征:新时期中国商业电影运动的起步与发展是以娱乐片为主体进行的,娱乐片概念却因其时代性、多义性和变易性而成为难以定义、只可阐释的复杂“概念”,这种难以定义的特殊性恰恰决定了其成为概念史研究的一个“基本概念”;1980年代的转型期意义不仅体现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思想文化解放,更重要的是以“后革命”语境和社会主义自我改造的形式,成为以社会革命为主导范式的20世纪之“尾声”。因此,以概念史视角研究1980年代娱乐片历史,一方面通过娱乐片概念以及由题材、样式、情节等上位概念与主旋律电影等对立概念组成的娱乐片概念谱系研究,实现以娱乐片为主体的新时期商业电影运动的理论演进、生产实践与管理政策等层面的历史考察、辨析和论证;另一方面,通过1980年代的转型期语境研究,厘清时代语境的变化与娱乐片的历时性关系,深入揭示以娱乐片为主体的新时期商业电影运动的演进规律及其深层原因。本文研究模式主要借鉴德国概念史即科塞雷克的概念史研究方法,主要研究路径如下:首先,扩展概念史研究的横向路径（即各章之间）:一是从梳理辨析娱乐片概念到厘定与娱乐片概念密切相关的上位概念即题材、样式与情节概念,再到展开对娱乐片的对立概念即主旋律概念的比较与考辨,构建起对娱乐片概念的完整谱系研究;二是从概念到概念的语境研究,通过由概念史到社会史的扩展,探究娱乐片历史演进的规律与深层次原因。其次,深拓概念史研究的纵向路径（即每章内部）:在娱乐片及其相关概念的概念史研究内部,按照科氏所言概念的“表征”与“因素”理论,推进展开从概念语义到关于概念的理论观念,再到概念及相关理论的现实影响等逐渐深入的研究过程。一是,从娱乐片概念及相关与对立概念的语义即词语含义入手,论析语义的历时性变化;二是论析语义影响下的娱乐片理论、题材样式情节观念的衍变;三是论析娱乐片概念及相关概念和理论观念对娱乐片政策、娱乐片管理、娱乐片生产等产生的现实影响,在深拓娱乐片概念与理论的演进研究的同时,完成对娱乐片生产与管理等实践层面的演进研究。本文绪论部分主要对概念史与1980年代娱乐片研究的结合进行了简要考辨与阐释,扣住1980年代娱乐片的生产概况、娱乐片生产过程的曲折与波动,以及1985年“惊险武打片之年”出现的转折点,将其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1980年至1984年娱乐片的自发式生产阶段和1985至1989年的自觉式生产阶段。第一章从“娱乐片”命名的溯源、1980年代的命名过程和语义变迁过程三个维度展开对娱乐片概念的历史考察。“娱乐片”之名在旧中国电影和“人民电影”时期,仅仅是革命电影人对国外电影尤其是前苏联或欧美等电影发达国家中的商业电影或通俗电影偶尔为之的描述;在1980年代“娱乐片”的命名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84年之前,“娱乐片”命名延续之前的传统,主要是指对国外尤其是欧美商业片的命名,而针对国内通俗影片多用“娱乐性影片”或“娱乐性较强的电影”等名称,这标志着“娱乐片”名称的过渡;84到86年,国内娱乐性影片开始以“娱乐片”指称;80年代后期,通过《大众电影》讨论所代表的观众确认、《当代电影》讨论所代表的理论确认和娱乐片主体论所代表的官方确认,“娱乐片”完成了最终的命名过程。由此得出一个基本学理论证:中国“娱乐片”从“情节剧”、“通俗电影”、“商业电影”到“娱乐片”的成功命名,根源于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与文化改革的进程。从语义变迁层面来看,娱乐片概念经历了从传统（经典）语义到语义争论,最终获得全新语义的过程,体现出娱乐片概念的时代性特征。传统语义以1980年《世界知识》对“娱乐片”的定义为代表,娱乐片是针对影片功效而言的一种纯供消遣的传统商业电影影片样式,很少政治教育性及宣传性,其题材主要涉及男女情事、打闹、恐怖、惊险等。到1984年成志谷“为娱乐片正名”的发言,开启了对“娱乐片”传统语义的争论与突破;80年代中期以题材多样化和娱乐片的非题材化论证,突破了传统语义中的题材规定,以邵牧君、郑洞天的娱乐功能多层次说为代表,则突破了传统语义中“纯供消遣”的功能规定。到1989年以贾磊磊的定义为标志,“娱乐片”的新语义被全面提炼和总结出来,将娱乐片定义为以艺术的愉悦功能为主导功能,以艺术的商业价值为终极目的的类型影片。“娱乐片”的新语义与类型电影概念相融合,体现出从娱乐片向类型电影的概念演进,更实质反映和契合了中国商业电影重新起步和初创阶段由娱乐片开端逐步发展到类型电影的现实实践过程。第二章,主要从理论演进的背景、演进过程和影响三方面辨析论证娱乐片理论观念的历史演进轨迹及价值意义。其理论演进以1980年代初期学术界对娱乐片的理论轻视与理论失语为背景,娱乐片在初期理论缺席的困境中,只能从政治、经济和传统文化等话语体系中寻找生存依据。理论演进具体过程以1987年前后的娱乐片讨论热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0—1986年间形成的娱乐片工具论,主要是为娱乐片生产和存在合理性寻找理论依据,并从80年代中期开始向本体论演进,通过提升娱乐功能的地位,并逐渐解构“寓教于乐”、“雅俗共赏”等三种演进路径趋向本体论;第二阶段以1987年娱乐片讨论热潮中饶曙光等人的研究为代表,实现了娱乐片本体论的综合建构。同时,娱乐片理论的演进也对娱乐片政策产生了影响:一方面电影局对娱乐片态度发生变化,从工具论影响下的石方禹“多一点娱乐性”,到本体论影响下的陈昊苏娱乐片主体论;另一方面对娱乐片发展规划的影响,出现以本体论为理论依据的电影双轨制（或三三制）与以工具论为理论依据的电影三性结合政策之间的争论。第三章和第四章是以娱乐片概念谱系中的“上位概念”为研究对象,构成对娱乐片概念的系统性考察,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辨析概念之影响,对娱乐片生产所面临的电影题材管理等体制史内容展开深入论证。题材、样式与情节作为娱乐片概念的“上位概念”,分别对应电影内容、电影艺术形式和电影叙事形态,构成对娱乐片的整体认识。第三章主要是从电影题材与1980年代娱乐片的关系入手,通过对题材语义、题材观念和题材管理三方面的梳理考辨,论证题材概念对娱乐片的重要影响。电影题材的语义受“文学反映论”影响,将电影题材内容视为对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即电影题材等同于内容;受群众观点影响,将电影题材的表现对象直接等同于电影受众对象。题材的语义特征产生了生活真实而非类型真实的娱乐片评价标准,由此导致娱乐片长期遭受“虚假”之非议。1980年代题材概念本质上是计划经济属性的概念,代表计划经济时代对电影的认知。1980年代电影题材观念受题材语义的影响,是以“题材多样化”与“题材差别论”的结合为基本内容,反映出文革结束后电影题材观念的进步与落后共存的转型期特征,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是“题材差别论”,构成了娱乐片与重点影片或主旋律影片的题材差别化和等级化。1980年代电影题材管理制度,是电影主管部门进行电影计划管理的基本手段,是娱乐片管理的主要形式。题材管理制度以题材差别论与题材多样化的题材观念为理论基础,直接目的是保障改革开放等重点题材电影的生产,根本目的是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题材管理方式上,取消了新时期之前具有强制性的指令性计划和题材比例规定,实行指标管理与指导性计划手段为主、指令性计划为辅,并呈现出由政治动员管理向80年代后期经济资助政策与倾斜政策的演进。题材管理与娱乐片生产之间是以对立关系为基本状态,以限制娱乐片、保障重点题材为基本内容,通过历时性考察,形成了一种题材管理放松、娱乐片高潮出现,题材管理加紧、娱乐片出现低谷的此消彼长的循环现象。1980年代题材管理制度的本质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电影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与供给方式,但是具体管理方式等方面呈现出改革开放初期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期特征。第四章主要对1980年代电影样式和情节概念与娱乐片关系的辨析论述,从电影形式范畴的概念视角展开对娱乐片的历史分析。其中电影样式概念对娱乐片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由样式与类型概念的相似性,所导致的娱乐片样式与类型的混用与“误译”,由此对类型电影理论的翻译引进与传播,对娱乐片向类型电影的演进产生了不利影响。其实质是用计划经济时代电影艺术形式的概念即“样式”,来阐明市场经济时代电影工业化生产的全部内涵即“类型电影”,所以样式概念根本就无法说明类型电影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反而遮蔽了类型电影的影响,致使类型电影的丰富内涵尤其是对中国娱乐片生产具有启蒙价值的类型电影生产机制被忽略,类型电影理论对中国电影的影响力被推迟延后至1980年代末。而电影情节观念对娱乐片的影响主要表现以“淡化情节”为特征的现代电影理论思潮对娱乐片的美学轻视。两者间关系的演进体现为:从新时期之初“丢掉戏剧的拐杖”和“淡化情节”,引发对尚处于摇篮之中的娱乐片的“误伤”,形成艺术美学和品位格调上对娱乐片的轻视;80年代中前期娱乐片为了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重拾“戏剧的拐杖”,借鉴传统戏剧的情节叙事技巧;到80年代中后期,又逐渐摒弃传统戏剧的情节观念,转向情节剧概念,利用从苏联引进的情节剧概念与娱乐片在情节叙事方面的共通之处,深化娱乐片对情节叙事规律的探索;最终在80年代后期实现了情节剧概念到类型电影概念的演进。第五章主要是从娱乐片的对立概念角度切入,以对主旋律电影的概念史考察,进一步拓深娱乐片概念谱系的研究。“主旋律”是19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进程遇挫的语境对包括电影在内的整个文艺界提出的一种创作要求,其语义主要指向改革开放题材,之后迅速实现了两次语义扩大,先是从改革题材到改革精神的扩大,后从改革开放的内容规定性到“三个一切有利于”的语义泛化。主旋律电影与娱乐片之间的对立,决定了对主旋律电影的保障就意味着对娱乐片的限制,但“主旋律”名称的模糊性、语义扩大以及献礼片的“以俗养文”对策,都为娱乐片的生存发展,为主旋律和娱乐片的融合提供了空间,同时两者融合也造成了娱乐片的“非纯状态”。第六章主要是经由文艺政策、经济体制和电影体制与娱乐片关系的历时性考察,深入展开基于厘清娱乐片概念谱系的语境研究,由此实现由概念史到社会史的深入探索。新时期文艺政策是在反思文革和恢复十七年时期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以第四次文代会和邓小平祝词精神为标志,确立了“双百”方针和新“二为”方向,并以剧本座谈会为标志实现了文艺管理方式和批评方式的转变。新时期相对宽松的文艺政策为娱乐片生产创造了空间,娱乐片一定程度上成为新时期“电影不再从属于政治”文艺政策的产物,但文艺政策也经历着微调与变动。通过文艺政策与娱乐片关系的历时性分析,文艺政策的“收与放、循环往复”,亦造成了娱乐片生产的曲折与波动。19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确立和国企改革,对电影体制的影响尤为重要。其中制片体制改革包括生产经营自主权、划小经济核算单位的承包制、厂长负责制、合拍制片和制片厂的企业化改制,为娱乐片的生产提供了一条从生产动力到生产自主权再到人才流动与分工制等方面的经济基础。但制片体制改革的滞后也对娱乐片产生了消极影响,造成电影制片厂的双重特质即事业单位与企业化管理之间的矛盾、制片厂的特殊性与一般工业生产企业的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制片厂对出品权的专营与制片格局多元化之间的矛盾等三类矛盾,导致娱乐片一直在国营制片厂的封闭条件下维持自发式、低效率的运行,长期处于低成本、粗放型状态。而1980年代统购包销的发行机制对“娱乐片”的消极影响,则是人为地造成了制片厂和发行市场的脱节,进而阻隔了制片厂与观众的直接联系,导致制片厂对娱乐片创作的探索脱离了市场和观众需求,具有盲目性和试错性。正是这种电影体制尤其是制片发行体制改革的滞后,导致类型电影所赖以产生发展的电影工业机制在80年代始终难以真正建成,但是改革也催生了类型电影产生机制的萌芽。结语部分主要是从概念史与语境的互动,来廓清论析1980年代以娱乐片为主体的商业电影运动的演进规律和深层次原因。认为从娱乐片勃兴到向类型电影的演进,构成了1980年代中国商业电影运动的主体进程:从电影概念来看,以电影的商品性为本质属性的娱乐片是商业电影的雏形,是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的商业电影形态;娱乐片的相关概念也体现了从计划属性的题材、样式和情节剧概念向市场属性的类型电影概念的演进;娱乐片管理即题材管理对娱乐片生产的调节,体现了由指令性计划到指导性计划再到尊重市场需求的转变。因此从娱乐片勃兴到向类型电影的演进过程,实质是娱乐片作为商业电影的初始形态,在经济、政治与文化体制转型期进行商业电影探索的过程,总体受政治经济体制转型进程的制约。同时,通过“鞍型期”（转型期）典型语境特征—“不同时的同时性”来看,表面上娱乐片生产、娱乐片理论、娱乐片管理体制三者历史演进的“时间错位”而产生的“不同时的同时性”,则根源于1980年代文艺政策滞后于思想文化解放运动、电影体制改革滞后于整体经济体制改革而产生的“不同时的同时性”,这正是1980年代娱乐片勃兴与困境互为镜像的深层原因,其成功的经验与存在的问题,皆可为中国今后娱乐片/商业电影的继续创新与发展提供有益的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