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国际国内腐败犯罪日益猖獗,重拳打击腐败犯罪大势所趋。贿赂犯罪定罪量刑准确对肃清腐败之风起首要作用,但要彻底打击和抑制贿赂犯罪,定罪量刑后续的没收违法所得对粉碎犯罪分子的经济能力、让人们深刻理解“任何人不因违法行为获利”同样至关重要。为了将违法所得没收的作用发挥到最大,首要任务是合理准确认定违法所得。由于刑法对违法所得的规定过于原则性,无法从该条文中提取出具体的认定规则;相关的司法解释也只是在涉及个罪或者类罪中违法所得的处理时简单规定了一些规则。因此对受贿人违法所得的没收仅仅依靠刑法第64条的规定难以进行,有必要结合其他部门法和司法解释以及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来明确受贿人违法所得的处理规则。除引言和结语外,本文分为五个部分,共约四万字。第一部分,明确“受贿人违法所得”的概念,分析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首先,界定基本概念,具有法律上特殊身份的人实施受贿行为而获取的一切财产性利益是其定义,并且,针对违法所得区分与之关联的概念术语。其次分析《刑法》第64条规定的“没收”性质。最后,指出定罪程序中司法机关处置受贿人违法所得存在的缺陷与不足:重定罪轻没收、追缴与没收关系混乱、以罚代没现象普遍、混合财产分割规则不清晰以及利害关系人权利保障不足;指出未定罪没收程序中存在的疑点:两类人“犯罪事实”应否缺席裁断不够明确、违法所得认定无参考标准、违法所得的证明标准不够清晰以及利害关系人参与度较低等。第二部分,探讨没收受贿人违法所得的理论根据。首先是“任何人不因其违法行为获利”这一历久弥新的法律原则,剥夺受贿人的违法所得是法律公平正义价值的要求。其次责任主义与比例原则的双重要求,受贿人应为其行为承担后果,与此同时,其所应承担的后果因与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均衡,由此推导出国家权力在没收违法所得时要保持理性与克制,遵守比例原则的实质要求没收受贿人的违法所得。最后在没收受贿人违法所得的程序运行中要做到公正,同时要考虑为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在内的诉讼参与人员提供法律救济渠道,以便这些人员能够采取合法手段维护自身财产权益。第三部分,梳理我国没收受贿人违法所得的实体法规范。首先,归纳违法所得处置的一般规则。其次,总结没收违法所得的相关国际公约精神。受贿犯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列出的规制对象,《公约》还制定了对腐败赃款赃物的认定和处理规则。在此基础上,从《刑法》第64条出发,重点剖析“没收”与“追缴”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没收”与“追缴”的准确适用奠定逻辑基础。最后,归纳刑事诉讼法新增的未定罪没收程序的运行重点。第四部分,识别受贿违法所得及其数量。首先,讨论受贿人违法所得总额计算问题,目前出现了大量新型受贿案件,避免遗漏处置腐败资产,应明确受贿人违法所得不仅仅表现为财产,还包括财产性利益。接着探索没收违法所得收益的边界,这里需要结合第二部分所确立的相关法律原则对拟没收的违法所得收益范围进行限定。最后,具体识别违法所得、受贿人财产和其他混合财产,包括违法所得与个人合法财产、违法所得与家庭财产、违法所得与第三人财产的区分。第五部分,针对受贿人违法所得,探讨证明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的确定。对财产的不法性质的证明责任,主要由公诉机关承担。但是,硬性要求公诉机关在证明犯罪的同时还要证明违法所得的具体数额,一方面会加重公诉机关的举证负担,另一方面可能无法保证举证质量。因此有必要探讨证明责任的再分配。此外,对于违法所得的证明标准,有必要一分为二,定罪程序中违法所得的证明标准和未定罪没收程序中违法所得的证明标准应当有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