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检察机关的公诉职能定位,一是要从公诉职能本身的含义去理解,二是要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检察机关公诉职能产生的变化上考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开展以来,诉讼对抗工作前移,检察机关公诉职能的发挥对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在国家检察体制改革对检察机关的职能进行调整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检察机关提出更多要求的整体背景之下,定位检察机关的公诉职能应当从检察机关本身的性质出发,以法律监督职能为基础,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的目的,完善检察机关相关的公诉职能。目前,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研究中,学者们更多地将焦点放在如何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上,对于检察机关在其中如何发挥作用的研究较少,但实质上检察机关公诉权的诉与不诉就是一道最有效的案件分流机制,其在保障人权、提高诉讼效率方面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论文立足于新出台的“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为《指导意见》）,结合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司法实践,着重探讨如何更好的定性检察机关的公诉职能,如何去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检察机关应有的作用,论文总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主要是介绍选题的背景和意义,阐述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与检察机关相关的规定以及学者对检察机关公诉职能持有的不同观点。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指导意见》中对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的职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集中体现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上,对不起诉和量刑建议的相关规定还比较少,需要从实践中借鉴有益的经验来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此外,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应当扮演何种角色,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这三者的关系如何去平衡,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讨论。虽然检察机关强调其应当占据主导地位,强化法律监督职能,但部分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可以明确的一点是,检察机关的适度扩权并不意味着对法院审判权、侦查机关侦查权的分化,问题的核心还是在于找到一个平衡点,明确各方的职能范围,在扩大检察机关权力的同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第二部分是在剖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目的的基础上,重点探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检察机关的变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使得检察机关在诉讼各个阶段的职能都发生了变化,从检察机关的视角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在于在保障公平的前提下追求效率,检察机关通过主导认罪认罚,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可以有效的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从法院的视角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审判为中心,庭审程序简化,法院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对被告认罪认罚自愿性以及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合理性的审查上。司法实践中检法两家的认知冲突造成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困境,最突出的一点便是量刑建议的采纳问题,《指导意见》中提到法院对检察机关的意见一般应当采纳,但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之前,量刑工作并非检察机关的主业,检法两家在量刑建议合理性上出现冲突不可避免,对此,有学者认为量刑建议被采纳的前提是检察机关充分说理,审判程序中应当由检察机关来说明量刑结论的合理性。第三部分主要是分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问题。从各地区反映的情况来看,主要存在两大矛盾:一是因为现阶段不起诉率普遍较低,检察机关需要适当扩大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而我国相关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审查起诉阶段扩大检察机关不起诉权力存在权力滥用可能性;二是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法院驳回量刑建议,检察机关的司法公信力会下降,但如果一律采纳量刑建议,法院的审判权会受到冲击。除此之外,审查起诉环节检察机关工作繁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配套措施不够完善,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第四部分主要是探索检察机关面临上述问题的解决措施,主要针对如何提高不起诉率,如何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如何发挥量刑建议权作用提出相关的意见和建议。《指导意见》明确了量刑建议的提出方式,确认了值班律师的阅卷权,规定了认罪认罚反悔和撤回的处理方式,但对检察机关适用不起诉的规定不够具体,对量刑建议的定位与司法实践也存在冲突,需要进一步的细化相关规范。除此之外,认罪认罚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建立值班律师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探索检察机关集中起诉模式、落实普通程序证人出席制度等方式来保证认罪认罚工作的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