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在国企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问题成为理论界研究热点话题。以往研究多从高管货币薪酬概念出发探讨高管薪酬激励问题，本文采用广义高管薪酬概念，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分为货币薪酬，高管持股与在职消费。本文首先对研究中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限薪令等相关重要概念进行界定，然后分别以委托代理理论、最优契约理论以及经营者激励理论为支撑分析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通过理论分析提出本文研究假设，包括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绩效相关性假设、高管持股与企业绩效相关性假设以及高管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相关性假设，紧接着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本文以2007年以前上市的699家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上市公司2007-2012年年报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分别检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激励效应、高管薪酬激励效应在中央政府控股上市公司和地方政府控股上市公司间的差异以及高管薪酬激励效应在“限薪令”政策颁布前后的差异。研究发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货币薪酬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激励效应，高管持股对企业绩效有不显著正激励效应，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有显著负激励效应；中央政府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货币薪酬正激励效应更显著，而政府控股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负激励效应更显著，高管持股激励效应在中央政府控股上市公司与地方政府控股上市公司间无显著差异；“限薪令”政策颁布后高管货币薪酬正激励效应显著高于“限薪令”政策颁布前，在职消费负激励效应显著低于“限薪令”政策颁布前，“限薪令”政策对高管持股激励效应不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完善国有控股企业薪酬激励机制，应当发挥多元化薪酬激励机制优势，促进高管薪酬结构合理化；规范高管在职消费行为，增强在职消费透明度；完善地方政府控股企业薪酬管理机制；坚持国企高管“限薪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