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是诗学的主要知识载体和价值载体，影响和决定着诗学的基本样态，规定着诗学的特质。话语分析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不仅在20世纪以来的西方被广泛应用，而且，在现代中国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有不少前辈时贤运用这一理论和方法，对中国诗学话语进行了大量有价值的探索，试图在清理中国古代诗学话语的基础上，重建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国诗学话语，以彻底摆脱中国诗学研究领域多年来用西方式话语“说自己的事”的尴尬境况。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领域，笔者力图追随骥尾，选取《老子》这一道家奠基之作，通过对《老子》与中国诗学话语关系进行系统探讨，进一步清理富有道家特色的诗学话语，为重建中国诗学话语略尽绵薄之力。　　 一部《老子》，区区五千言，但却对后世中国文化以及诗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话语的角度看，《老子》在话语解读方式、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言说方式等方面，都表现出与先秦诸子的很大的不同。《老子》的最高范畴是“道”，从这一源点出发，《老子》形成了“无——道——有”的思想体系，对文化典籍、人类自我、人类社会乃至宇宙万物进行消解性解读，并在这种消解性解读中，形成了“无中生有”的意义生成方式、诗性的言说方式，从而构成了道家思想系统，最终形成了道家独特的话语系统。笔者认为，《老子》的意义生成方式对中国诗学话语最显著的影响在于：为了体认和把握那终极的大“道”，一方面，《老子》提出了语言和意义的关系问题，庄子紧随其后进行大量阐述，言意关系问题遂为后世诗学家所关注，启示着人们设法借助语言而又超越语言，中国诗学追求“言外之意”、“象外之象”、“韵外之致”，乃至于“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等等，无不可以追溯至老子以及庄子；另一方面，《老子》在“无中生有”的意义生成方式中，提出了诸如“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虚实相生”等等命题，这些不仅本身就是典型的道家诗学话语，而且对于中国诗学话语无不产生着极强的塑造性作用。不仅如此，由于在老子那里，“道”是“无”，“道”是不可言的，“道”是只能体悟的，为了使得人们认识和把握那永恒的大“道”，老子运用直觉思维而非理性思维，运用诗性言说而非理性言说的方式，在这种直觉思维和诗性言说中，老子使用了大量诗性话语，对于中国诗学话语的诗性特征的形成，发挥了很大的导向性作用。同时，对于“道法自然”的强调，不仅增加了老子诗性言说的分量，而且引导着一种诗意的生存方式，成为中国诗学形成诗性特征的重要精神根基，进一步铸成了中国诗学及其话语的诗性内质。　　 本文认为，《老子》是通过其解读模式、意义生成方式和言说方式等，对中国诗学话语产生巨大影响的，因而，为了深入认识这些问题，本文从老子“无——道——有”的思想体系出发，系统研究其消解性解读模式和“无中生有”的意义生成方式，以及诗性言说方式，揭示它们对中国诗学话语的影响；并且，主动进行相关的中西比较和对话，力图在这种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的比较与对话中，彰显《老子》对中国诗学的无可替代的影响，凸现中国诗学话语中的道家话语系统特征。　　 按照这样一种构想，除绪论和结语及余论外，本论文设计了五个章节。　　 绪论部分，首先对于目前学术界仍有不同认识的“诗学”、“中国诗学”、“话语”等概念进行了厘定，确立了研究对象：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老子》与中国诗学话语之间的关系。继而，重点对20世纪以来道家与中国诗学、尤其是近些年来学者们从话语分析角度进行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考察，对回归元典、扣紧元典以小心求证的方法以及中西比较和对话的方法进行了说明，进而指出了本论文的理论价值。　　 正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探讨了《老子》的“无——道——有”的思想体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老子》的消解性解读模式和“无中生有”的意义生成方式。研究了“道”这一《老子》最高范畴的由来和演变；比较了孔子之道和《老子》之道在源点上的不同——前者更为侧重于人伦性，是“人(伦)之道”，后者更为侧重于自然性，是“天之道”。分析了《老子》“无——道——有”的思想体系的具体内容，老子如何通过这一思想体系，消解文本、人类自我、人类社会、宇宙万物等等，并在消解性解读中生成意义，建构永恒的大“道”的。同时，将孔子“依经立义”的意义生成方式与老子的意义生成方式进行必要的比较，从而使老子的意义生成方式的独特性进一步显现出来。　　 第二章探讨了《老子》的意义生成方式与中国诗学话语之间的关系。《老子》的意义生成方式对中国诗学话语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对语言和意义关系的阐述，以及“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虚实相生”等命题的提出上。为了认识和把握“道”，《老子》采用“正言若反”的方式，以“不言”言之，藉“有”而言“无”，藉“有言”而“无言”，由《老子》开其端，庄子承其后，提出了言意关系问题，影响着后世诗学家积极探索如何借助语言而又超越语言，进而影响着中国诗学话语的追求。同时，《老子》提出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虚实相生”等等思想命题，显然原是为了通过分析“无”、“道”、“有”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体认和把握“道”，但后来进入到中国诗学，也对中国诗学话语的塑造产生了极大作用。为进一步弄清楚这些问题，论文从中西比较融通的视野，进行了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的对话。　　 第三章探讨《老子》的意义生成方式和西方意义生成方式的不同。《老子》的“道”和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分别是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的源点，各自生成着不同的意义。两者之间尽管有着许多相似特征，但从根本上说，《老子》之道倾向于“无”，而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则倾向于“有”，从这一不同源点出发，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分道扬镳，各自走上不同的路径，并形成了不同的诗学话语体系。从“逻各斯”出发，西方形成了强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形成了一种“逻各斯”话语权力，消解“逻各斯”成为海德格尔、德里达等西方学者的孜孜追求。　　 第四章探讨了《老子》的诗性言说方式与中国诗学话语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诗性(智慧)的内涵及其特征以及中国早期的诗性(智慧)的表现。之后，探讨了《老子》的诗性言说对中国诗学话语的影响。《老子》之所以要进行诗性言说，从根本上讲，乃是因为“道”是“无”，是不可言说的，诗性表达比理性表达更适合于认识和把握“道”。质言之，这种诗性言说，一是取决于《老子》的直觉思维，或者说，《老子》的直觉思维决定着其诗性言说，并呈现出其一系列带有诗性特征的话语，如“玄”、“妙”、“渊”、“湛”、“微”、“希”、“夷”、“恍惚”、“神”等等。二是由于“道不可言”，老子因而运用了诗性的隐喻、选取具象性的事物进行诗性言说，如“橐蘥”、“谷”、“车”、“器”、“室”、“婴儿”等，有时又用“烹小鲜”、“畏四邻”、“冰将释”等形象性的事理设喻进行诗性言说。三是由于“道法自然”，老子一方面广取自然之物如“水”、“刍狗”、“张弓”等等，进行诗性喻说，另一方面，对于自然、自由的强调，也使得以老子以及庄子为代表的原始道家追求一种个性化的人格，并进而追求一种诗意化生存的方式。这些对于中国诗学及其话语诗性特征的塑造和形成，都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第五章对《老子》的言说方式和西方的言说方式进行了比较。相比于“道”的不可言说、只可体悟，“逻各斯”是可以言说、可以分析的，从这两个不同源点的基本倾向出发，中国诗学走向了诗性言说，而西方诗学走向了理性言说。从“逻各斯”出发，西方形成了强大的理性传统，从赫拉克利特开始，经由巴门尼德、芝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人们强调理性、注重理性言说的传统是一贯的，并由亚里士多德最终奠定了西方哲学和诗学的理性言说方式，这种理性言说的基本运作机制是逻辑分析，外在表现为由概念、判断、定义、推理等等，组成了系统、清晰的理性话语模式。这与《老子》的诗性言说及其诗性话语模式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根本就是两套话语系统，有着各自鲜明的话语特征。　　 结论及结语部分总结了《老子》与中国诗学话语之间的密切关系，并结合当前“国学热”背景，简要回顾和进一步反思了迄今十余年前关于中国文论“失语症”问题的大讨论，强调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加强中国古代诗学话语研究以重建中国诗学话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本论文围绕着《老子》的“无——道——有”的思想体系，从意义生成方式、言说方式这两个诗学话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入手，系统研究了《老子》与中国诗学话语的关系，清理了如“大音”、“大象”、“巧”、“拙”、“虚”、“实”、“玄”、“妙”、“朴”等等大量具有道家特征的中国诗学话语，期望能对构建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当代诗学话语尽上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