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并未得到缓解，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关系同时具有民族性和国际性特征。朝鲜半岛南北僵局始终是困扰东亚和平稳定的重要因素。朝美关系及朝美两国内部政策的变动是造成这一困局的主要原因。本论文的探索将为解决半岛问题提供有益借鉴。　　本文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将论文的研究目的、研究现状、理论背景及分析构架作一梳理。本文基本的研究方法为历史性方法和事例为中心的方法。这种分析方法从广义上讲属于质的分析，主要依赖于研究对象和相关文献。　　第二章说明了论文的理论背景，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设。根据分析框架对朝鲜的安保环境和对美政策的决策构架进行描述。本文将建构主义作为理论背景，在运用建构主义过程中，将注重文化变量和物质变量的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调和，此外，还将注意把握好文化变量和行为主体变量之间的关系。　　本章的主要工作在于阐述朝美关系与朝鲜对美政策分析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体系层次方面纳入到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阐述结构与行为主体相互建构的关系，进一步揭示规范、认同与环境对国家关系的影响;其次，阐述行为主体之间的微观层面的相互作用，以微观层面纳入到以战略选择理论为补充的分析结构上的缺点。最后，将对本文的基本分析架构进行剖析。　　在第三章里主要阐述朝鲜的安保环境和对美政策的决策架构。本章从物质与文化两个层面出发，通过分析两个层面的相互作用，探讨冷战后朝鲜的安保政策。本文特地将在现有朝鲜安保环境研究中忽视的文化环境，纳入国际规范——国家认同的架构中，并从历史视角阐释朝鲜的国家认同，验证朝美关系的特征。　　第四章与第五章着重分析以朝鲜核危机为中心的两个时期，以及这两个时期中朝美双方政策的变化和导致这一政策变化的原因和这一政策变化的双边影响。第四章主要分析第一次核危机的形成原因、表现、变化。这次危机分为探索期（1988-1991）与冲突期(1992-1994)。第五章分析第二次核危机。这次危机分为相互接近期(1995-2000)与陷入僵局期（2001-2005年初）。本文从建构主义角度出发，通过分析物质和文化环境两个层面，探讨在朝鲜半岛两次核危机中，朝美基本框架协议及对朝美关系的影响。并深入理解朝鲜对美政策及其实质。　　第四章里通过对第一次核危机(1993-94)过程的论述，分析朝美两国认同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冷战结束初期，朝鲜的核武器开发、扩散倾向与美国的不扩散核武器规范相互对立，使朝鲜核问题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国际争端。在这一时期，由于两国认同与政策目标的差异，使得朝美关系出现了波动性。随着恶化的物质环境与两国关系的敌对，朝鲜的威胁认知不断上升。在其对美政策中，以维持认同为前提，表现出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在对美战略中，朝鲜的认同政治主要是通过边缘外交手段实现的。朝鲜的边缘外交成为导致朝美第一次核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日内瓦协议的签订表明这一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　　第五章主要论述从日内瓦协议到2005年初的朝美关系。在这一阶段的朝美谈判过程中，朝鲜外交效果的下降以及美国利益效果的上升，使两国关系陷入僵局，导致了第二次核危机(2004-05)。　　这一时期，朝美两国的内部条件与属性，以及日内瓦协议的履行，给两国间关系产生了极大影响。布什上台后，朝美关系日趋紧张，并最终转变为以武力手段对峙的第二次核危机。本文主要对酿成第二次核危机的原因进行分析，同时检讨这一时期朝鲜边缘外交的意图和结果。本文认为，在同等威胁条件下，边缘外交的选择取决于相对国家的态度。美国反复经历朝鲜的悬崖边协商形式，察觉出了朝鲜的弱点与劣势。因此布什政府对朝鲜边缘外交采取回避或敌对立场，即所谓反边缘外交(counter-brinkmanship)战术。　　第六章是本文的结论部分。通过综合正文分析的结果，重申了由此产生的理论、政策的意义与本篇论文留下进一步可研究的课题。对历史进行研究的意义在于:它给处理当前朝美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示。因此本文最后将突出分析冷战后朝美关系变化的当前意义。　　通过前五章的分析，本人希望进一步设定以下结论。冷战后新格局下，行为主体间关系中，有关国家认同与对外政策已展现以下新特征。　　第一，行为主体的物质环境恶化时，它调动的外交手段集中在文化环境方面。特别是国家面临政权威胁时，为打破威胁状态，它在外交政策上，重视或选择文化环境中认同因素的可能性更高。20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物质环境逐渐恶化，朝鲜对国际化趋势表现出否定性态度。这主要表现为，金正日早在80年代中期就开始倡导“朝鲜民族第一主义”，坚持对立的立场。面对冷战结束初期的新格局，朝鲜在丧失同盟、经济停滞情况下，朝鲜把美国作为生存外交的第一“据点”，对美核协商过程中坚持悬崖边协商方式。布什政府上台后，在朝鲜物质环境并没有改善，朝鲜对美边缘外交存在局限的情况下，朝鲜仍维持对美认同外交。　　第二，行为主体间文化环境对立时，行为主体的政策喜好从以权力为主的现实主义考虑转为以决策双边后果为主的博弈游戏。比如朝美两国间发生第一次核危时，关键问题是在谁先掌握竞争结构主导权。此时，朝鲜的核开发、扩散倾向（利益变量）与美国的不扩散核武器规范（规范变量）相互矛盾。客观来说，与美国相比，朝鲜在综合国力与当前处境处于绝对劣势以及从两国关系派生出来的不信任与误解情况下，朝鲜以边缘外交（认同变量）为外交主要手段，追求掌握朝美关系结构的主导权。结果朝鲜通过日内瓦协议与美国签订了平等互利的协议。这一点的目的是在新格局下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或强国-弱国间的外交关系提供有益借鉴。　　第三，行为主体与结构关系中，以认可行为主体的认同为前提，结构利用利益变量有可能控制认同变量。如当结构被行为主体人为控制时，它在国家利益与主权当中只能选择一个，有可能发生行为主体放弃主权。　　日内瓦协议后，朝鲜对美国的利益政治是期待美国在朝鲜形成积极的认识，它是从轻水反应堆工程获取多方面利益的背景下产生的。随后，认同影响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却被大大减弱了。如果把朝鲜对轻水反应堆工程所抱的期待与它必要的适应相结合进行分析时，可以发现，朝鲜在合理地追求国家利益的发展。可以说，朝鲜有必要管制潜伏的认同政治影响，同时对KEDO进行必要的合作。轻水反应堆供应状况作为朝鲜利益政治的出发点具有自身的含义。　　包括朝美关系在内的朝鲜对外关系，在国家认同得到认可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的可能。朝鲜因经济困难与国际上的孤立，加上一直处于被威胁认识状态下，因此，在基本发展战略或政策路线修正方面一直受到限制。物质条件的持续恶化加剧了这种变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国家认同的认可循序渐进地诱导着国际合作。布什政府上台以后，朝鲜根据现实需要追求政策变化，其范围与速度受到了包括对美关系在内的对外关系的制约。如果说，朝鲜的经济困难与国际孤立是国际合作的必要条件，那么，尊重国家主权则是国际合作的充分条件。预计当朝鲜的国家认同得到认可时，国家认同与国际规范将会从对立关系转变为补充与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