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下一轮占据国家竞争力制高点的重要法宝。数字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催生了新兴的数字产业,丰富产业的结构层次,使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另一方面能够促进传统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和转型升级,优化要素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形态发展。探索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对走好高质量发展道路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的创新点一是采用国家统计局对数字经济的定义,基于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字经济产业分类构建数字经济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和合理性;二是结合实际情况详细分析了各省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分项指标发展情况;三是基于新指标建立了面板回归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影响。研究意义在于能够更准确地反映我国各省的数字经济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我国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为我国数字经济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有利于帮助各省份发现自身的优势与劣势,总结发展经验,从而制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对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研究内容一: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基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最新产业分类建立数字经济测度指标体系。将数字经济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选取41个指标建立指标体系。选取2013-2017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后直接相加得到数字经济指数。对各省的数字经济指数和二级指标进行分析。主要结论:我国数字经济水平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分布特征,且中西部水平相近,但东部却明显高于二者。通过分析,发现了各省份在数字经济发展上存在的一些问题。研究内容二:以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的对数和泰尔指数的对数为因变量,数字经济指数的对数为核心自变量,纳入控制变量,建立面板回归模型。主要结论:其他条件不变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1%,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平均提高0.538%,泰尔指数平均减少1.447%,产业结构向着高级化和合理化方向发展。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内容三:在基本回归模型中引入地区虚拟变量与数字经济指数的交互项,探究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主要结论:其他条件不变时东部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指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区别并不显著,中部地区数字经济指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显著强于西部地区,平均比西部地区高0.146%。东部地区数字经济指数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显著弱于西部地区,平均比西部地区低0.406%,而中部与西部地区差异不显著,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影响均存在区域异质性。研究内容四:建立二元邻接矩阵作为空间权重矩阵,计算数字经济指数的全局莫兰指数和各省的局部莫兰指数。建立固定效应的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并用偏微分的方法对系数进行分解得到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进行空间效应的测度。主要结论:各年份的莫兰指数都显著为正,说明从全局上来说我国的数字经济指数在地理上出现高值与高值聚集,低值与低值聚集的特点。2017年上海、福建、浙江、江苏和山东数字经济指数呈现高高聚集的特征。海南、江西、天津、安徽、广西、湖南、河北呈现低高聚集的特征。西部省份基本都呈现低低聚集的特征。湖北、四川、北京和广东呈现高低聚集的特征。某地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不仅受到当地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还会受到邻近地区数字经济水平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影响。SDM模型下本地数字经济水平对高级化程度的影响系数为0.557,邻地数字经济水平对本地高级化程度的影响系数为0.831,总空间效应为1.388。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还未形成知识溢出效应,但还存在技术扩散效应。本地数字经济水平对本地合理化程度的影响系数为-0.579,邻地合理化程度对本地合理化程度的影响系数为-0.388,总的空间效应为-0.967。最后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部分政策建议促进数字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