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　　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院、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著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　　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作出独到的努力。　　本文以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及其活动为视角，放眼整个近代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医与社会的关系、中医与西医的矛盾和媾和。通过历时共时的分析，探讨体制化对中医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时下政府在中医药管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界定、市场划分，提供有益参照。　　本文主体包括绪论、正文（共七章）、结束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概念释名。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其后五章是关于山西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实践内容;最后一章总结山西中医体制化的贡献与启示。　　第一章是关于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近代中医体制化以中医思想文化变革为基础，“西学东渐”的近代化思潮是中医的近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面对薄弱的医疗卫生基础，山西从统治和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开展中医改进。中医体制化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近代山西发端。　　第二章是关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建及发展内容。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山西行政长官阎锡山在学会的创办、发展、运行中都发挥主导作用，给予经费、政策、发展环境的支持。由于组织稳定，经费充裕，中医改进研究会发展迅速。研究会在管理制度、科研方法、学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吸收西学，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规范，保障了中医研究的有序开展。研究会发展中期，由于政治、社会局面发生巨大转变，及“中医科学化”思潮出现，研究会进行了改组，从人员、机构、组织多方面发生较大调整。研究会宗旨也从最初的“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演变。　　第三章是关于中医教育探索的部分。近代山西医学教育历经波折，先后创办了“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后者几易其名，学制、课程、教育方向也随之不断变化。特别是其办学方针的“由中转西”，反映了中西医教育难以实现良好契合的矛盾。近代中医教育界在探索建立学制，统一课程设置，编辑中医教材，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过程中的努力，也是不断寻求合理医学教育建制的过程。最终，在中医向西医的参习和妥协中，近代中医教育建制得以建立。　　第四章是关于中医临床与防疫实践的内容。作为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的实践场所，中医改进研究会的附设中医医院设立后，引入了西医医院的理念，设立养病室（病房）、加强院感管理、完善诊疗制度，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能力。为了弥补中医在卫生防疫中显露出的不足，研究会建立了疫情报告和研判制度，积极探索中医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由于西医对传染病的病原学、传播途径方面具有证据确凿、逻辑合理的实践优势，使得基于西制的近代政府，有充分理由选择西医理论和制度作为卫生防疫的立法和行政依据，西医在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的地位得以通过政治制度确立，成为卫生防疫的主角，中医逐渐退出了卫生防疫体系。　　第五章介绍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历次中医抗争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中医界面对政府、西医的不公正政策和歧视，从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中医地位出发，积极投入到抗争和中西医论战中。在纳入教育体系、创设中央国医馆、建立中医社会体制等方面，中医改进研究会与全国中医药界，互通声气，积极运用请愿抗争和参政提案等手段，奔走呼号，终获一定成效。《中医条例》、《医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中医在法律地位上与西医平等;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中医行政管理建制化的标志;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获得通过，中医执业考核得到实施等一系列突破，使得中西医并存的二元医疗卫生体制渐见雏形。　　第六章是关于中医学术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内容。医学交流机制与系统的形成，是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中医“秘而不宣”的习惯，随着近代报纸、期刊在中国的出现，发生了巨大改变。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作为中医学术交流的载体，业界沟通的桥梁，中西医论战的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研究会的改组，《医学杂志》的办刊思想也由“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发生转换。同时，研究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征集审查民间验方活动，出版了蕴含巨大学术价值的《审查征集验方》。研究会采取出版代销名家医书、与其他中医团体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广泛进行业界交流，在近代中医的学术传播交流体制化中取得积极成效。　　第七章总结了山西在中医体制化中的贡献与启示。由于地方行政力量的鼎力支持，甚至将发展中医作为省政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山西强化中医管理，从机构、组织、制度、机制方面，在神州一隅开辟了中医体制化的试验田。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实践表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是未来中医发展的基础。辩证认识中西医，以包容胸怀接受在一定时期内中西医二元化格局的局面，有助于未来产生真正的新的生命科学。中医体制化是中医科学化概念的重要延伸，是中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结束语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全文的概括总结;二是指出了本文仍需努力的方向;三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　　附录共有9个部分，汇总了近代山西中医体制化相关制度和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等等，为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证。　　纵观中医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医发展的各个兴盛阶段多得益于体制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和思路，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目的提出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医自身的特性与历次被强加之上体制的不适应。直到17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寻求出适合中医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中西医二者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医和西医的“范式”不可通约，源于西医的近代医疗体制无法适应中医发展的自身属性。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的传统中医，面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又一次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需要再次审视其发展规律，完善中医体制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