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通过解读《忘山庐日记》研究孙宝瑄的西学观念，意在探讨清末西学东渐背景下传统知识分子对西学的吸收，理解中西观念的冲突和融合。　　 孙宝瑄西学观念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历史语境。因身份背景特殊，孙宝瑄得以结交政学名流，形成广泛的交游网络，为其接触新思想提供便利。根据日记展示，孙宝瑄主要居住京、沪两地，两地具有不同的西学氛围，也在其西学观形成过程中留有印记。父兄为人治学之道，自身的治学取向、中学背景，同样是研究孙宝瑄西学观不可忽视的因素。　　 作为传统知识分子，孙宝瑄接触西学的主要渠道即为阅读西书、报刊。《忘山庐日记》保留了大量孙宝瑄阅读西书、报刊后所作札记。居沪期间，孙宝瑄开始阅读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返京后，因“理繁治剧”，接触西书减少，侧重于西方理论性著作。综合分析孙宝瑄所阅西书，以日译书籍居多，内容参差不齐但与学界的阅读趋向一致。　　 在广泛阅读西书、吸收新理论的基础上，孙宝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西学观。其西学观大致包括四方面：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理解，将立宪与中国古代封建制度比附，认为民权必待君权开之，主张自由平等在精神而不在迹象；对西方社会学的吸收，重视阐发“群”理，推崇进化论；对西方经济的认识，从赋税、专利、交通等因素探讨西方经济发展的原因，以此寻求富国强民之策；对某些哲学问题，也有自己的见解。　　 孙宝瑄的西学观固然存在局限，然又有其特色。在西学东渐进程中，孙宝瑄西学观既反映其个人的识见，也体现时代的痕迹。其选择西学的角度、吸收西学的方法，对于分析晚清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