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取得了极大的经济成果,但环境污染也随之出现,环境政策改革具有一定的紧迫性。维护生态坏境良好必须实行严格有效的环境规制。我国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开始推行排污费制度,2018年环境保护税法正式实施,意味着环境保护正式实现了由费到税的过渡,有利于进一步维护政策的公平和公正,符合我国当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废物排放是污染的关键源头,而企业相比于居民日常生活,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弃物,因此应当有效限制企业排污行为,但与此同时,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在经济发展和稳定就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从依赖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增长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的高质量发展模式,企业的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必须有所提升,使得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改善,这就要求环境税费在限制减排的同时还应当关注其对企业发展的影响。随着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丰富,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形成了差异化的观点和结论。本文在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的基础上,根据我国企业实际情况,考察环保税费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行作用机制分析,对环境保护税实现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双赢提出完善建议。本文在理论分析的过程中,发现学者关于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基于遵循成本提出的“抑制说”,即环境政策会提高企业的遵循成本,对企业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进行挤占,从而抑制了企业发展;二是基于波特假说提出的“促进说”,即环境规制政策从长远来看能够带来“创新补偿效应”和“先动优势效应”,对企业发展有利。由于政策实施效果是两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且受到较多现实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其对不同个体的影响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在现状分析部分,本文对排污费和环境保护税的发展历程进行总结,并从制度层面比较,发现两者具体的征收内容和征收标准基本实现平移,但法律层次有所上升,执法机关由环保部门移交至税务机关使得执法力度更加具有刚性,有利于实现政策实施的公平和公正,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改革空间。在实证分析过程中,本文选取沪深上市工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以LP法对样本企业2015-2019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建立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分析,并加入了时间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研究发现,当前我国的排污费和环保税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整体上表现出促进作用,并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本文又从企业规模、产权性质以及地区三个角度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该项环境政策对大规模企业、非省会城市以及中部地区所在企业影响相对更大,产权差异性不明显。在作用机制分析中,本文尝试加入企业当年的研发资金投入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环保税费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而有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最后,本文基于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认为应当充分发挥环保税的长期引导作用,对企业制定差异化的税收政策,政府通过政策制定引导企业优化资源配置,并制定配套税费政策激励企业创新行为,除此之外,还应当加强政府监督,将环境治理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内容,并建立政策评估机制,适时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跟踪和绩效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