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国家都设立了“经济特区”,因其在区内实施不同于普通行政区域的政策,对特区所在地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外部环境有较大影响。这其中,特区立法制度作为其发展的法律保障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当下的中国距设立第一个经济特区——1979年的“出口特区”仅40余年的时间,就取得了巨大进步,而俄罗斯设立的特区则没有按照国家计划达成目标,本文即关注于这一区别在法律层面的原因,旨在促进两国间法律理念的交流,对两国特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值得提示的是,世界各国对“经济特区”范畴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经济特区”取广义理解。具体而言,在俄罗斯包括依据《经济特区法》设立的特区、超前发展区、自由经济区以及自由港区;在中国包括改革开放之初的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和高新产业技术开发区、国家级新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和自贸区以及与其配套的特殊功能区。本文以历史文献研究和比较法研究为主要的研究方法,运用“法律实用主义”和“立法位阶”理论,以单个国家内的每一类经济特区为单元,通过对两国经济特区设立及运营过程中的一系列法律规范文件及政策性文件的分析,剖析中俄两国每一类经济特区的立法模式,并考察其立法对经济特区的影响,力图发现两国经济特区中有积极作用的立法模式,和不利于特区发展的部分,从而为特区立法的完善提供思路。本文按照“两国经济特区设立的背景——影响两国特区立法的理论——分述俄、中经济特区立法——中俄经济特区立法比较”的逻辑,共分为5个部分。除第1章绪言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研究对象界定外,全文结构如下:第2章说明了两国设立经济特区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俄罗斯的经济特区经历了俄罗斯帝国时代、苏联时代和俄罗斯联邦时代三个阶段,由于国家政权变动和经济发展模型转型的原因,对经济特区构想的理解也随之变动较大,被历届领导人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中国经济特区则是在“国贫民弱”的基础上被迫产生的,开始于改革开放政策,并逐步发展向好。通过本章对背景的研究,笔者力图找出中俄经济特区选择不同立法模式的现实原因。第3章阐述了这三个理论影响两国特区立法模式,分别为“立法位阶理论”“法律实用主义”和“新古典经济论”,正是因为两国对这三种理论的态度不同,导致了特区立法采取不同的模式,本章介绍了这三种理论的内涵及在两国特区立法中的作用。第4章详细论述了俄罗斯的四类经济特区的立法模式,具体分析经济特区的立法主体、立法目的、立法依据、立法模式和实施效果等等,表明了在俄罗斯特区立法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国家杜马和联邦政府,经济特区都是通过联邦政府的命令设立的,联邦政府的立法权来自于国家杜马通过的联邦法律,国家杜马和联邦政府颁布的联邦法律和行政法规是特区立法的主要渊源。同时,国际条约也起了重要影响。并且,俄罗斯不重视地方层面的立法作用、多部法律重叠适用不明确等一系列原因造成了经济特区的实际效果较差。第5章是对中国经济特区立法模式的研究。这一部分逐个分析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设立的不同种类的很多经济特区,这些经济特区的“战略定位”并不完全相同,但都是中国全面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部分,对拉动地区经济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在立法模式上,与俄罗斯立法不同,中国非常重视地方立法的作用,采用“授权立法”“试错免责”等方式,大胆允许地方开展“先试先行”类立法。许多特区都没有统一的中央层面的基本法,一方面,这有利于各特区发挥自己的区位优势,形成自己独特的吸引能力,同时,也呈现出了明显的立法“碎片化”、立法位阶较低等特点。第6章是对两国经济特区立法模式不同的比较分析。本章用法学比较研究的方法,从两国特区的立法模式、立法主体、立法程序和立法原则四个方面分析两国特区立法的不同点,从而找到特区发展情况不同在法律制度上的原因,进一步发现两国立法中有利于特区发展的因素,和特区立法有待进一步完善的部分。最终,总结研究结论,说明了两国特区立法可以进一步完善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