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坛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其中的乌托邦叙事蔚为大观,仅叙事形态即有关于命运、道德、革命、生命、政治诸多品类,叙事场景亦有一幕幕令人魂牵梦萦的可归为绝境之下的再生场景抑或人间乐土式的桃花源场景。阎连科执着抒写极致的梦幻来张扬乡土精神,再加上他本人身体力行地倡导“作为‘想象’的写作”,从而酿出了他小说中乌托邦叙事的醇酒。阎连科匠心独运,他的乌托邦叙事非但没有抛弃反而拥抱苦难;以亲近“劳苦人”为重要出发点;兼收并蓄,杂糅了中与外、古与今的艺术,构筑了神秘主义、荒诞和寓言式写作的乌托邦叙事大厦;并且他超越了苦难的大地而使得他的乌托邦叙事呈现出崇高、纯净和力量的诗意审美。这些构成了其乌托邦叙事独特的品质。阎连科的可贵之处更在于并没有在乌托邦叙事之路上肆意忘情地行走,出于对乡土精神不足和缺陷的深切认知及对它拯救世道人心效用的清醒的犹疑,他笔下的乌托邦不仅前景看起来混浊黯然,甚至前面等待的竟是悲剧末路。这样,他对乌托邦叙事痛苦地完成了解构与颠覆,而他本人乃至时代未免仍然挣扎于精神的漩涡之中。阎连科小说的乌托邦叙事昭示了此一时代文学和精神的重大问题。只有超越陈旧的叙事模式,乡土小说才能走出城市小说咄咄逼人下的疲软困境;只有让想象飞翔,贯注饱满生气的精神与思想,纯文学才能冲破庸俗化、平面化的包围,坚守自己高贵的品质;只有对精神家园不竭的追寻,我们才有希望能够摆脱虚无、颓废和恐惧的精神陷阱;只有艺术的本土性和世界性的中西合璧,中国的文学才能真正地走向世界。这正是阎连科小说乌托邦叙事的重要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