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来自市场化和视觉文化的冲击。置身于这种文化氛围中，对于纯文学作家而言无疑是前行之路布满了荆棘，这对于本就已经边缘化的纯文学来说带来了严峻考验。文学界因此表现出巨大的焦虑和无所适从。文学在坚守自己“精神家园”的阵地时还要面对市场、面对大众来进行创作，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文学界对所谓的“精英文化”的固守与对视觉文化的畏惧造成了文学向前发展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在当代视觉文化的语境中，小说家们表现了截然不同的三种态度：依附、互动和拒绝。不同的态度决定了商业性与艺术性在他们作品中的比重，小说和影视的关系也呈现出合作与对抗的两种似乎矛盾的局面。　　 作为新时期最具才华作家之一的刘震云，新世纪之后，接连创作了极具影响力的作品《手机》和《我叫刘跃进》。通过对这两部作品的研究我们发现，他的小说创作突破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二元对立的思想观念，恰到好处地解决了两者之问的矛盾。本论文试图通过视觉文化这一研究视角，以新世纪以来刘震云的影视化小说创作为个案，一方面探讨刘震云的小说在视觉文化语境冲击下的变化，另一方面探讨在视觉文化语境下的刘震云小说的意义。　　 文章除前言和结论外共分为三部分。第一章以视觉文化为切入点对“视觉文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阐述其对文学带来的冲击和当代作家的应对，并简要介绍了刘震云小说的影视化转向。第二章从文本出发，研究刘震云“影视化小说”的叙事特质。一是叙事的视听化及其表现：二是在小说内容上主要抒写了生理欲望和物欲；三是从小说创作的技巧方面分析其对影视技法的借鉴。第三章研究了刘震云“影视化”小说的思想特质，表达了作者对当前知识分子阶层的嘲讽与拯救，对国民性问题的揭示与思考，以期国人正视、反思这些人性异化的弊病。最后在结论中对视觉文化冲击下的文学生存提出了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