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小说对父亲形象尤为关注,出现了诸如“审父”、“弑父”、“渎父”、“无父”“寻父”“颂父”等等的主题书写。本文关注的是新时期小说中的“审父”主题,对新时期小说中几个有代表性的作家或文学流派中的“审父”主题做出梳理,希望能有所收获和突破。“审父”指的是主体抛弃了此前习以为常的对父亲的仰视的视角,进而以一种与父亲平等的姿态对父亲或者是具有与父亲类似身份的人进行审视,从而取得对父亲的较为客观的历史评价,与审父相连的一个观念是“弑父”。可以说“弑父”是审父的一种极致。“弑父”概念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十九世纪的奥地利著名精神分析学家根据这一故事提出了著名的“俄狄浦斯情结”,也就是“恋母”情结,该观点认为在人的幼年时期,都有一种伦乱欲望,希望和自己的母亲发生性关系,但遭到自己母亲的合法配偶——父亲的阻碍,父子冲突由此产生。并且认为这是普遍存在于人类意识中的一种心理现象。现代派作家将这一主题赋予反传统,反权威,反成规的斗争精神。在文学作品中展开了“弑父”主题的书写。中国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们借鉴了这一主题,在作品中借“审父”主题来表达自己的文化理念或精神诉求。本文第一章是对先锋作家的“审父”书写阐释。将“审父”书写发展到极致也就是对“弑父”书写尤为热衷的是以余华和苏童为代表的先锋小说作家们,余华在自己的早期作品中对父亲作了“审丑化”的处理,塑造了大量的猥琐的、懦弱的、残暴的、丑陋的父亲形象,他笔下的父亲或者在生理上残缺,或者在心理上受过伤害而导致主体人格不能确立,对家庭、社会缺少起码的责任感,这些作品中的父子关系缺少通常意义上的温情,更多的是凶狠残暴的父亲对自己儿子的屠戮。苏童同样对父亲作了审丑化的处理,但苏童没有醉心于对父子间互相杀戮的描摹,更侧重于单方面描写一群丑陋的父亲,即使写到了父子斗争,他笔下的这一现象呈现出一种“父强子弱”的局面,这就导致了懦弱的子辈们对父亲的斗争表现为宿命般逃亡。在先锋作家们对父亲作口诛笔伐的过程中,他们所热衷的也仅仅是破坏,却缺少重建的勇气和胆识,在将传统文化解构为一堆废墟之后,先锋作家自己也陷入了惶惑和迷惘,这是他们成长的文化语境和自身的生存体验双向作用导致的结果。第二章分析以陈染为代表的女性主义作家作品中的审父书写。她们对父亲的书写不是象先锋作家那样对父子冲突做正面的渲染,而是侧重于从家庭内部,从父亲对女性个体成长的角度来展开对父亲的审视。由此女性作家作品中的“审父”书写更多的就带有了反抗“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色彩。在她们的作品中看到的更多的是没有家庭责任感,给主人公的成长带来伤害的父亲形象。但女性主义作家的这种“审父”情结又奇妙的与“恋父”情结相互纠结而显得尤为复杂。这是因为家庭中的父亲对女性来说既是第一个权威,又是她们面对的第一个异性。对父亲的态度如何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们对待异性的态度,这样我们就在女性主义作家作品中看到了女性主人公对理想父亲的匮乏所产生的焦虑以及由此产生的补偿心理所带来的“恋父”情结。“恋父”又导致了女性主人公自身主体性人格的难以确立,对自身“客体”位置的认同,这种矛盾性的“审父”书写是女性作家作品中的一个特异之处。第三章是对新时期文坛上较能代表一种倾向的王朔的作品展开分析。王朔在作品中以一种看似玩世不恭的方式完成了对两类父亲——主宰意识形态话语的革命老干部和以精神权威自居的知识分子的解构。但是在看清了所谓的“父亲”的真实面目后,主人公们陷入了更加痛苦的深渊。产生类似冲动的深层原因就是这一代人亲身体会到了政治神话和精神神话的破灭所带来的深创剧痛,导致他们从迷信一切到怀疑一切的心态上的急转直下。从而以一种打碎一切的方式来表达对这个世界的否定。但同时王朔的“审父”又令人生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解意识形态权威本身就有了一种装腔作势的姿态,因此这种反叛也就显得略带虚伪。第四章是对张炜作品中的审父书写解读。张炜的作品大量涌现出主人公因为对理想父亲匮乏所引起的焦虑,以及现实父亲的现身给全家人所带来的伤害,由此展开了父子冲突。父子之间的斗争一般经历了逃亡、隐忍以待、弑父这三个环节。但张炜作品中的主人公在弑父之后往往又走上了寻父之旅,这实际上表现出一种主人公寻找主体性人格归属的一种冲动,解决的是主体性人格的确立问题。同时张炜在一些作品中表现出对父亲遭遇的理解,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认同父亲的倾向,显示了新生代小说对父亲情感取向的端倪。第五章是对九十年代的新生代作家的“审父“主题书写的分析。这一部分的书写更多的当时与的文化语境相联系。侧重于展示当下商业化欲望化的文化语境对父子伦理的侵蚀。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已经不再对父亲持一种“仰视”的视角,更像一个同路人一样将父亲看作是一个欲望化的个体,展示了父亲在商业化语境中的无能和无奈。那个传统的大写的父亲形象在此坍塌。新生代的书写将父亲还原为众多社会成员中的普通一员,是对父亲形象的还原。